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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在清洁发展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摘要】本文中，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作为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的例子来讨论的。将私营部门在国际治理当中的作用用三种方法进行理论化的审查：制度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和新葛兰西的理论。私营部门的政治作用，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从外部和内部。在外部研究私营部门的政治影响力意味着要确定这种影响是怎么产生的，作用又是什么。然而，环环相扣是私人行为者的偏好来源问题。评估三种方法的解释能力，有人认为新葛兰西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工具来理解私营部门如何影响全球治理，但是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也可合并为卓有成效的工具。 【关键词】 清洁发展机制 企业 制度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 新葛兰西理论 公私伙伴关系 1.简介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所有的机制都旨在降低执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量所需的成本。虽然清洁发展机制的构成规则是在京都举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缔约方会议上谈判而成的（B?ckstrand 2007），但是相比较于大多数政府间进程，清洁发展机制对私营部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Kulovesi（2007）描绘了清洁发展机制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创新，虽然有点复杂的过程，即多边环境协议的执行情况的发生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基础之上。”私营部门方面从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是公司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非政府组织。但是我的主要兴趣在于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私营公司在CDM项目开发和监视两方面都有参与。这种企业在政府间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为我的博士论文的起点。我们如何理解这一项国际协定的范围内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互动？企业的积极作用对于本协定的运用意味着什么呢？ 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治理，企业行使的政治影响是可以研究和理论化。Cutler等（1999 b）认为，私营部门在国际事务中日益上升的权力引起了一些关注。鉴于公司是不民主的，谁可以参与决策就是一个问题？由私营部门建立的规则，纳入准入和问责机制是否是公平和公正的呢？（Cutler et al. 1999b p. 369）如果由私营部门作出的决策仅仅是技术上的，而且只影响关注它的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私营部门的权威仍然可能对更广大的公民有意义（同上369页）。然而，迄今为止，私营部门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权威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中被充分研究的现象。Levy和Newell认为，红外文学倾向于在总体水平上抽象的看待企业利益，因为“资本，而不是企业”（ Levy和Newell 2005 p. 55）。相反，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理论，该理论中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演员，对其所参与的特定问题领域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同上）。 我认为在原则上是有可能研究私营部门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作用在两个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方式：从外部和内部。从外部看待私营部门的政治影响意味着要识别这中影响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对治理有什么影响。在清洁发展机制下，私营部门的影响，例如什么类型的项目，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严格性将受到监督，上两者对清洁发展机制的走向都有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的目标是如下描述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为什么私营部门要按他们的已有方式进行活动而是他们的以后行为活动对治理产生的影响。受利益驱动的私营部门或多或少地被当作一个黑箱来对待。然而，似乎很难把这种研究从一个意图通过进入黑箱内部来了解私营部门的偏好来源的更具有解释性的研究当中分离出来。这将暗示着要忽视治理的“怎么样”来寻找“为什么”。在清洁发展机制下，这可能意味着询问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公司会从事他们所做的项目类型，或者说为什么一些从事CDM项目监督的公司申请时的规定会比其他公司更加严格。在今天，尽管私人部门在全球舞台上为什么会这样做的问题限用于红文准则的外围部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私营部门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提高，我们不能继续把私人部门的利益作为一个黑盒子。为此，本文考察了三种将私营部门在国际协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理论化的方法和途径。 前两种方法，制度理论和全球治理，都据说是源于自由制度主义的学校。该制度文献吸取了众多学者的工作成果如Peter Haas, Oran Young, Ronald Mitchell和Arild Underdal，具有一个国家中心的出发点，并且将国际制度认为是国家通过国际政府间合作解决普通问题的一种途径。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不同的设计特点如何影响到政府间合作的成效。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由James Rosenau, Frank Biermann等人详述，突出了私营部门在全球舞台上崛起。公私伙伴关系的互动被概括为一个可以增加私人影响的典型例子。第三种方法是新葛兰西理论，解释私营部门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加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环保自由传播的标志。在这个教派上发表的学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