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知觉与战争的起源.docVIP

摘要： 当下国际冲突仍频，对战争起因的研究具有相当必要。Robert Jervis和Jack S·Levy均对错误认知与战争起因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种从微观层面剖析国际政治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然而二者的概念分析及方法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阅读之后，笔者试图对其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错误认知，微观，概念分析，方法 相比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注重整体范式讨论的现状，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个切入点进行要素分析，乃至于通过对研究客体组成部分的解剖达到分析的目的。换句话说，以整体主义研究方法为核心范式的国内学者与西方强调“可证伪式”科学的研究方法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专注于研究“所有”变量的集合，而后者则侧重于将达成研究目的所需的变量抽离出来单独加以研究，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即在研究一个社会现象之时，人们往往只能把握其部分属性，而很难以兼顾到所有可能的因素——而有趣的是，正是这种“理性”研究主导的思想体系孕育出寻求“绝对理性”的目标，而他们所批判的所谓受马克思整体主义研究范式影响的国内学者，却倾向于否认这种科学研究的“绝对化”之合理性。 以这两篇论文为例，这两篇论文的核心即在于变量的抽离——以认知这一相对微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变量作为主线来探讨国际冲突的原因，尤其是将个人因素（单一决策者模型）与集体思维分离开来，显然是不完整的。然而正是这种目的性非常强的变量抽离，使社会现象某一维度的原因变得非常容易被完整地探讨，从而满足了非“大而化之”的研究要求。 当然，两位作者均无意否认国际环境，国内因素，政治体制等等变量对国家决策的重要影响作用，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甚至将其作为相联系的一部分内容加以评论，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两位作者，尤其是Jervis，并无意将影响决策者政治行为的所有变量均加以罗列论述，这就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这种刻意抽离单一变量的手法显然使得其理论难以构成一整套完全的体系，并且剥离一些可供检验的理性素材变量之后所进行的推论是否真正能够得出普适的结论值得怀疑；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不计整体性的部分分析法，才让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纯粹的理性必然造成非理性，单一变量则较好地回避了这一问题。故而许多学者对其的批评诸如“微观层次的研究对整个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的格局特征把握不足”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并不为笔者所认同——缺乏个体研究的整体研究永远是贫瘠的。 然而与此同时，尽管两位作者对错误知觉与战争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探讨方式具有相近之处，并且可以看出二者所依赖的方法也没有很大差别，两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侧重的方面在笔者看来仍然具有不同。尽管Jack S·Levy列举了造成错误知觉的几种模式并加以分类，然而他并未深入剖析造成错误认知的根源，相反，其着眼于将错误知觉的形式作概念化的界定，并且构建出一套可供检验的假设为理性研究服务。事实上，Levy的研究目的不在于简单的概念梳理，或是对现实政治进行多大程度的影响，而是希望通过错误知觉研究这一相对匮乏的维度构建其希望实现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框架，并且提高学界对分析及方法问题的敏感性。而与此同时，Robert Jervis则弱化了这种对现有国际政治研究方式的批判，他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错误认知在国际政治行为中是如何产生并起影响战争的作用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其学术价值更多体现在对这一概念的形成机制及表现形式的判别上，从而对现实决策者避免错误知觉的影响提供了更好的理论依据。 付诸具体的内容，笔者无意就文本进行系统的梳理，而旨在于通过对比二者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个人的评价。纵然从认知心理这一微观层面研究的方法可以相对回避多变量研究造成的困难，这种方法论仍然具有其特有的问题。对此，Jervis概括为三点。 首先，作者认为分析错误知觉对战争影响的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比较分析法，即对比正确知觉与错误知觉的效果，但是究竟应以结果还是过程来评价知觉的正确与否却很难界定。Robert Jervis,《War and Misperception》,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XVIII:4(Spring 1988),P680. 对此，作者倾向于后者，即知觉的形成是否理性，这里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即知觉是否理性的标准如何确定。显然，这里讨论的“知觉”是决策者针对其吸收的国内外环境信息，在其大脑中经过信息筛选、编码和重组之后的一种主动反馈的心理行为，故而包含着信息源、信息接受途径、决策者本身的认知水平（包括其知识经验、信念体系、对待信息的态度以及情感等诸多因素）以及决策反馈与错误认知的内在联系。举例来说，以华夷朝贡秩序为主导的清政府就缺乏一套可以与同时期西方国家国际政治思想相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