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学者杨庆祥如何应对中国的“新伤痕时代”.docVIP

80后学者杨庆祥：如何应对中国的“新伤痕时代”？ 2017-03-16 14:11:51杨庆祥 583?68评论 导语：2016年对世界而言是需要被注意的一年，英国戏剧性地公投脱欧，特朗普在美国以惹人争议的方式入主白宫，老欧洲的灵魂在极右和泛左的角力中颤抖，而灯塔之国，正在悄悄调整其光芒投射的方向。东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往往会迫切地投身于现代化，一旦稍微受挫，又会立即转身投入到所谓的伟大传统和经典中去，于是，理想和担当不再是中国年轻人的关键词，他们谈论最多的，是金钱，房子和古典诗词。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发展万能论”引发了一种道德的野蛮主义，并不惜为此损害个体的全部身体和心理。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生活都几乎变得不太可能，我们已经进入“新伤痕时代”。相应地，我们当下的文学应当被命名为“新伤痕文学”，相对于1980年代“伤痕书写”以文革史为书写对象，“新伤痕文学”书写的对象是“改革开放史”，相对于痛陈伤口的“旧伤痕文学”，“新伤痕文学”应当是关于爱的文学，疗愈和拯救的文学，“新伤痕时代”更是新希望、新建设、新创造的时代。 1、 对于中国及其完全置身其中的世界来说，2016年或许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年份，一系列事件（event）的发生和发展终于在2016年迎来了其最严酷的后果：英国戏剧性地公投脱欧，特朗普在美国以惹人争议的方式入主白宫，老欧洲的灵魂在极右和泛左的角力中颤抖，而灯塔之国，正在悄悄调整其光芒投射的方向。在被扭曲了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基督教信徒为了他们各自的“主”而互瞄准星之时，奥巴马在离任之际的巧舌如簧也不能撼动“步枪协会”背后庞大的资本利益。绿营在中国台湾地区全面击败蓝营，而后者，已经无法以政治的方式来化解党派的危机。中国在东北亚和南海的立场不仅仅受制于其国际博弈的准则，同时也深深受制于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相关——宫崎市定的《中国史》一直以“景气”与否作为讨论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基础——中国的经济也开始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状态，大量的热钱盲目地涌入又涌出，其所到之处，除了喂肥几个“时代宠儿”之外，带给更多人的，不过是巨大的失败感——而那些时代的宠儿，将会在新一轮的洗牌中被重新践踏，且不知道那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这种种的发生之事迫使我们将2016年前后这一段时间从一个年代学的时间里抽离出来，而放到某种历史的终结同时又是历史的“天启”来予以衡量。当然，我们可以借用本雅明来自基督神学的概念，一种弥赛亚时间开始了。 也就是说，需要对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背弃这个概念良久——重新予以凝视或者命名。时代的隐秘性和恐怖性要求我们重新回答时代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或许这么提问本身已经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在科技主义的传统而是重新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上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的人文主义正遭遇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是来自于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最严重的危机在于曾经可以提供价值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也无法汇聚知识的光芒，并提供哲学上的解释——并非是不可能，而是自我和他者双重眼光的丧失，人文知识者至少在部分上放弃了自己的“天命”，这一天命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他者，认知时代，并赋名。 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中提出了重要的“同时代人”的概念，其实他是在重新召唤一种凝视和命名，虽然在后现代的知识场中，这种凝视和命名变得如此困难，但他依然说，要成为同时代人，就必须有一种视觉上的人文主义，凝视黑暗，但目的是为了看见光。 2、 让我们将眼光从对世界的凝视转向中国。结构性的问题——我曾经在《80后，怎么办》里面提出——看起来已经无法撼动。政治的内驱力正在越来越乏力，和世界上所有的超稳定结构一样，它面临着自我的猛烈吞噬。以至于它也必须不停地追问自我的合法性，他们将这种合法的焦虑诉诸于某种或隐或现的手段和权威。可以说今日的中国重新面临着欧洲的现代问题：世俗性的装置（法律、条令、国家）已经扩展到一切层面，而对于“世俗性装置”的拯救却迟迟没有“降临”。这一拯救的方案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在历史中上演，在1950年代，它许诺的是共产主义的远景，并在随后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全民动员的方式向更激进的方向推进——这种推进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宗教式的壮烈——虽然在最现实的层面，它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社会的无序和溃败。它在不同的层面被延伸，在形而上的一面，它甚至树立了一个“偶像式”的中国形象，并向部分世界渗透而塑造其追随者，至少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得到了最诡异的戏仿。而在其最现实的层面，它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时代的来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拯救方案的破坏性效果，而彻底放弃了这一“拯救”的层面，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