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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过程中市民化的成本 　　【摘要】城镇化中国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城镇化为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阐述城镇化中市民化这一核心问题，在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中对于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从政府和社会职能角度进行解读。 　　【关键词】城镇 城镇化 市民化 成本 　　一、城镇与城镇化 　　“城”一词，最早见于在唐代诗和宋代词中，不过，这城市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概念却有不同。古代的城是是政治中心，市是进行商品交易的。“一成而不可毁也”。中国最早的城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都。早在夏代就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到后来，城郭一词被连用。 　　从现代城镇的定义来讲是指，一般以非农业人口为规模的，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居民群落。城镇化（Urbanization）代表着一种趋势，城镇化也可以翻译成城市化，城镇体系（Urban System）被译为城市体系，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已经混用了，中国的官方话语文件中统一用城镇一词。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城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目前，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城镇化的水平、速度相差较大，缘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各异的地理环境，不同数量的总人口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西方的发达国家自身的城市化步伐要早于大部分农业发展中国家几百年。 　　二、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趋势 　　1949年～1978年，中国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这种逆城镇化的概念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镇化，中国的逆城镇化偏向于人为原因造成，与政府政策执行，城市化理念息息相关。建国初期，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大概是15%左右，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17.9%。费孝通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议题，引起了政府足够重视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这一战略发展为“小城镇，大战略”，笔者认为，城市发展也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尤其是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应当各具特色，不应盲目复制套用成功经验。 　　珠江三角洲，目前代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改改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发展，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渐渐成为了商品经济的一大重要支柱，这主要是由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开放的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造就了东部小城镇的良性发展。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于1985年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借鉴吉尔茨“内卷化”的概念提出“过密化理论”。在江浙一带，人们经常把一亩三分地挂在口上，由于人均土地面积稀少，不需要大量人口从事农业劳动，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并且城镇化逐渐演变为一种倒逼的发展模式。 　　《2014～202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1978年，中国人口总数中城镇人口数为17245万人，占17.9%，82.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改革开放后，农民依靠乡镇企业发展形成的经济实力，大规模地建设小城镇，超过1亿的农民人口迁居城市和乡镇。中国城镇常住人口2014年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由17.9%提到54.77%，年均提高1.02%；城市的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 　　我国城镇化目标计划在2020年前后，应当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避免城镇化陷阱，即有增长无发展，城镇化在数字上达到指标，但仅仅只是数字上的意义而已。 　　三、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一）城镇化的核心偏移 　　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和挑战。《2014～202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以下几点存在缺陷：一是城市融入问题，二是市民化滞后问题，三是“土地城镇化”过快，四是建设用地使用粗放，五是城镇规划不合理，六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以及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各种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人的市民化，以人为本，物质基础很重要，但应作为陪衬，而目前物质被过分强调扩大。农村逐渐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例如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相当微薄。旷新年认为，当下中国现代化列车过快，而农民是被碾过的沉默的路基。 　　（二）农民群体的“隐形”失业 　　人民日报曾指出，中国高龄农民工（年龄大于50岁）的数量维持在一亿人以上的水平，这一庞大的群体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国农民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隐形”失业（统计失业率单纯计算城镇人口，并未将农民包括在内）。在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土地成了农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失地农民，政府一刀切的合并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