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上审视，越重要的工作越易被轻视.docVIP

从金融上审视，越重要的工作越易被轻视 　　银行资金与企业资金背离，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在目击这个终点时，自然要从路线图上找到起点。 　　越重要的工作越易被轻视，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社会陋习。这可从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故事说起。 　　从人的产生看。劳动创造了人类，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规律，在中小学课本中多有教诲。人们进而在经济学中加以演进，不劳不得，多劳多得，权责利须相匹配。但自古以来，总有好逸恶劳者，总有懒惰者。各种劳作很辛苦，但总有投机取巧者，不劳而获，少劳多得，并时有形成一股正不压邪的势力，使人感悟老实人总吃亏。果如此，似可推论，一旦老实人觉醒，会是一个什么情景？ 　　从人的生存看。亚当?斯密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讨论地租时指出，对人类生存而言，最重要的是吃、穿、住，而在这三者中，后两者付出的劳动与前者相比，要小得多。若不考虑后世的科技进步，则满足吃的要求的食物，获取这种食物的劳动，需要付出一个人的绝大部分劳动。人们获取食物，主要靠在土地上劳作，即现代所说的农业。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将农业比作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但现实情况是，愿意扎根农村务农的社会精英几乎没有，人们在人生发展上往往以“跳农门”为基本目标，农村、农民至今还时被贴着贫穷、落后、粗野、愚昧、脏乱的标签，“三农”至今仍是我们这个社会口头重视、行动轻视、人们无视的软肋。近年来国家政策推进城市化，上亿进城的农民工将逐步获得在大城市的长期居住权，一些中小城市正在尝试通过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一体化来取消农村户口，这似乎在人们的文化基因中，认定现代化就是去农化。试想，农业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去农化？市场经济发展除了城市化一途外，还有无农业化的殊途？工业化似乎与城市化结缘，工业化和农业化是否是历史方向上的背离？农业化是否就是自然化和落后化？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乡绅和农业家的品行要大大优于城市的商人和制造业者，这对当今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是否有所启示呢？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对一些习惯的市场思潮是否应该反思呢？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有影响的市场思潮并不代表市场规律，只是人们因习惯而从众罢了。这正如古罗马奥古斯丁在其传世《忏悔录》中所慨叹的：“人世间习俗的洪流真可怕。” 　　从人的追求看。一个人的追求属于理性思考的范畴，相比生存而言，它处于从属的地位。理性思考源于文化教育，因此，与获取物质资料相比，文化教育必然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古往今来实业救国几成人们的共识。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大多不愿从事获取物质资料的体力劳动，如务农或务工，也不愿兴办实业，因为很苦、很累、很脏、很险，甚至在社会习俗上将这种劳动用标签“蓝领”加以标示。与此相反，人们大多愿从事非体力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与直接获取物质资料不同，其获取的是非物质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有的有助于人们获取物质资料，有的是提供给人们的精神享受，在社会习俗上将这种劳动用标签“白领”加以标示。到底是“蓝领”重要还是“白领”重要？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颇有争议，但历史地看，“蓝领”要重要得多！“白领”大多属于文人，而在历史上，文人的地位并不高。殊不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依据史料说，学校（university）产生于基于坊间师徒关系的行会，在初期，大学里的文人与乞丐无两样，有学校还为学生发放乞食证。不知从何时，文人开始变得为人向往，文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变成官员和学者，日益为人仰慕，甚至成为人们的终身追求。在我国百姓的观念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人虽然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对诸如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警语，耳熟能详，内存于心，于是望子成龙，代代相传。更进一步，精英治国似乎已经顺理成章，而精英的构成大多为官员和学者，我国现阶段更是将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员化推向新高，这到底是现代治理结构对人的综合素养的需要，还是因种种原因反社会分工的表现？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人的关系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及其好恶感觉，人们一般称之为人际关系。从逻辑上推论，人际关系既包括日常交往中的利益关系，也包括日常交往中的情感关系。人的关系从本源上考察，是向善还是向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哲学命题。但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共同诉求或看重的或强调的，是向善。在经济交往中，向善的本质要求是诚实守信，是公平交易，是等价交换。具体到金融活动中，人和人之间是否讲信用，这种信用状态怎样，是金融交易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我国古人有无信不立的论断，经济学大师更是强调信用的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有良好信用的人的借贷利率形成市场利率。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信用状态决定借贷能否成功以及借贷的成本，若借款人信用状态较差，为防范风险，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