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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摘 要]文章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并以此提出了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两种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以及交互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等同的变动比例下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力度大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交互项的作用力度之和，理论假设通过了逻辑一致性检验。据此，提升人力资本能有效抵御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抚养比；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分工 　　[中图分类号]F241；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2-0040-06 　　一、引 言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始于Hausmann et al.（2005），他在Michaely（1984）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数的基础上用修正权重之后的加权人均收入来衡量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的高低。研究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深化，各国的生产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产品生产链上某个特定的环节，技术水平高低决定了各国在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中的分工地位。Hausmann et al.（2007）、Weldemicael（2012）等人的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更高的国家，可以凭其占据附加值高端而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分工调整与产业梯度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低端嵌入”方式在全球竞争中走出一条“血拼”式竞争道路（金碚，2012），实现了对外贸易举世瞩目的增长业绩。但是，“低端嵌入”的竞争方式代价高昂且不可持续，一方面中国已进入生产要素价格集中上升期，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加，贸易保护盛行，时至今日，这种在特定时期合理和必然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弊端凸显。近年来，樊纲等（2006）、杜修立等（2010）、戴翔等（2014）等一批学者通过研究出口技术复杂度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问题。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是较为复杂的，Lall et al.（2006）指出，出口技术复杂度度量中关于出口国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的假设只存在于没有贸易干预与摩擦的理想化基础上，而现实情况中则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经济增长（Hausmann et al.，2007）、创新能力 （Hale et al.，2006）、加工贸易（Xu et al.，2009）、外商直接投资（Harding，2009）、制度质量（戴翔等，2014）等。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还显示，劳动力成本也能显著作用于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张先锋等，2014），而依据供求关系理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力价格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不难将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年龄结构是否也是作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 　　显然，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说明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理解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散失下的外贸发展转型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寻求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途径。已有文献没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过直接研究，但前人的研究基础对于本文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引起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导致要素禀赋的改变，影响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从而影响该国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是生产结构的衍生，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作用于生产结构也必将作用于与之耦合的贸易结构，作用于与贸易结构相辅相成的出口技术水平。本文沿用任志成（2014）两部门理论模型，通过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生产结构的关系来阐述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结构的作用，进而说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对模型做如下假设： 　　第一，只存在两种产品，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为资本密集型，低技术产品为劳动密集型；第二，只存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资本对应更高的技术水平①，要素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第三，均衡条件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 　　a.消费者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为CES函数： 　　U=[θ（Ch）（ε-1）/ε+（1-θ）（Cl）（ε-1）/ε]ε/（ε-1），ε1 （1） 　　U为消费者效用，C为消费量，θ为两种产品的消费比例，ε为替代弹性；下标h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