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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问题及路径研究 　　摘 要： 上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在西方悄然兴起，随后传入中国，成为广大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基层协商民主通过不同的实践模式迅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动基层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作为一种新兴产物，在发展应用的过程中，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过程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研究找到问题根源并从社会基础和参与机制方面探寻解决路径，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 基层协商民主；问题；路径 　　一、我国城市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是与中国国情相呼应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保障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融合西方协商民主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政治协商制度，我国各领域先后出现了多种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民众参与意识淡薄，过程流于形式 。在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中，由于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普通民众认为自己的事情都是由国家和政府一手操办完成，加之信息渠道闭塞，打击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还有部分农民工群体，他们处于城市生活的底层，条件苛刻，温饱难以为继，在民生大于民主的潜意识中，认为基层协商民主与自己是无关的[1]。参与是一切民主的实质。多年以来，票选民主已经成为主流，但随着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票选民主的弊端渐渐显现。人民群众已然习惯这种民主形式，认为受到各种条件的束缚，票选代表可以代替自己完成各种事务。若人民群众不能参与到自己的事务中，协商民主就失去了意义，导致后续推动力不足，阻碍了基层民主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让基层协商民主流于形式。 　　2.各利益主体协商地位不平等。 基层协商民主要求参与主体是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自主自由地发表意见，并对协商结果产生同等影响效果。杰克?奈特和詹姆斯?约翰逊将此总结为程序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主要体现在平等的政治影响机会，非强制性参与和自由自愿的决策以及政治上相关能力的平等[2]。 　　但在现阶段城市基层协商民主中，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主导，民众单纯作为意见接受者的局面。且在这种局面中，基层干部的主导仅仅是对上级政府意见的转达，而不是对协商过程的组织[3]。在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中，群众应是协商的主体，对政策和事情进行自我意见的表达、讨论，从而得出最终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管理。而现阶段各利益主体仅仅是打着协商民主的旗号，践行传统意义上的“专政”。 　　3.非理性参与现象严重。 理性是协商的前提，协商主体以理性的态度，合理合规地陈述自己的利益诉求，慎重地对待协商结果是协商民主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参与主体政治素养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中，理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应用层面理性不足。在协商过程中，由于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因此在民意表达时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颇。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都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在民意表达时并不能站在政策制定的制高点上，而是对情感的肆意宣泄。不能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甚至还出现不尊重其他民众的现象。第二，技术层面理性不足。现代社会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社会分工细化，要求处理社会事务的技术化加深，政治参与主体具有较为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能力，这就使协商参与主体易于陷入“知识危机”[4]。参与协商的主体在面对广泛、复杂的协商议题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局限，无法做到对一个议题的理性认知，因而在协商过程中就难免存在情感偏见。 　　4.对协商过程中的意见评价难以设定标准。 在协商过程中，民众就所提议题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对所提建议进行总结。但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大量出现“利己”建议，因为广大民众在发表意见时还是停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层面上，并没有就全局利益展开论断。大量不同的意见往往不能形成完备的议题总结，或者最后形成的政策建议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在协商的过程中亟需设定一个全局的评定标准，把所提意见进行评价总结，看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 　　5.实践模式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自浙江温岭地区“民主恳谈会”的出现，各地区，各种各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形式不断涌现，如上海的“自治家园”、广东地区的“居民议事会”，这些实践模式不断发展，并在基层协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推进我国基层协商民主进程的完善。但各地区、各基层组织的具体情况不同，这些卓有成效的实践模式在“移植”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水土不服”的状况[5]，生搬硬套把其他地区的实践成果强加到自己地区协商的过程中，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反而对其本身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国城市基层协商民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