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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研究 　　【摘要】1980年，Lakoff和Johnson两位哈佛大学的语言认知学代表人物联合创作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开启了现代人类对隐喻语境研究的里程。在他们看来，隐喻是能够解读人类思维的最佳认知工具，人类完全可以通过隐喻来构建庞大的语言帝国。本文希望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来抽象化地审视隐喻语境的中国化叙述方式，明确隐喻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本土化文化；隐喻语境；“三言”；本质；叙述方式 　　隐喻代表了语言的一种使用现象，而语境是分析隐喻的首要紧密联系目标，就像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何兆雄所言：“不能单从语义的角度去寻求对隐喻的解释，因为隐喻的使用和理解前涉及到太多语境中的因素。”在诸如《庄子》这样的我国本土文化中，隐喻语境的内蕴就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揭示了隐喻中国化叙述方式的真正意义。 　　一、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本质研究 　　庄子的“三言”为“寓言”“重言”和“卮言”，它们代表了庄子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思想，也发现了中国语言的功能属性及特殊限制。庄子正是希望用“三言”来描述中国语言在隐喻语境中的表意形式，并克服已经存在的语言困境，解放语言自由，构成隐喻语境中“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现特征。 　　在庄子来看，“三言”所表现的更是一种“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的境界，以“寓言”为例，在“寓言”中所产生的“得意忘言”才体现了寓言之于世界的广度，客观讲它体现的是庄子不得不说的“道”的言说方式，也就是庄子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状态。由于语言其本质是游离于道体之外的，所以寓言也就成为了一种“寄道于言”的表达方式。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三言的“寓言”“重言”与“卮言”可以理解为现代语言中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为他们之间的表达方式与方向改变都是相对抽象的，彼此存在相同与相异状态下的规定分离，而隐喻语境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提取出来，可它们的关系又不能太过明显。这好比在哲学中，一个人要拥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也是以相似性的形态而存在的，而相似性也正是隐喻语境的生命力源泉所在。 　　关于《庄子》中“三言”的隐喻陈述，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内涵，它并不是庄子在向世界宣扬真理，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打破已有的认知方式，摆脱已有的观念与对问题分析的常规习惯，义无反顾地沉醉于对事物的直觉认知与审美当中，扫清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固有的语言障碍。在“三言”中，寓言就是思维、重言是身体，而卮言是灵魂，所以，“三言”能够有机的融为一体，构成完整的寓言故事，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语境。在庄子看来，“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是对物我、是非、内外与贵贱的一种超越，它也是对事物具体称谓与对象明确的消解方式。它所涉及到的可能既不是客观的事实，也不是任何党同伐异的语言态度，而是一种“即言即道、天人合一”的隐喻思想境界。这种隐喻的语境拓展了人类心境所承载的经验范围，也是它能够诞生于《庄子》一书中的内在理由，庄子隐喻语境思维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也为后人在语言研究中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与对《庄子》再注解的可能性。 　　二、隐喻的中国本土化叙述方式 　　在西方学者看来，隐喻语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工具，正是隐喻语境才让人类拥有了思维认知的有效手段。不同于西方对隐喻语境的看法及叙述方式，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庄子》对隐喻语境的理解从“三言”中就已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隐喻语境将相似性视为是隐喻的生命，因为在言语中词语是可以替换的，它就形成了一种具有语言技巧的修辞手段。而在庄子看来，隐喻语境与现代隐喻在内在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他更主张隐喻语境从修辞学维度向存在论维度的积极转变，可以看出在庄子的理论中隐喻语境就是一种逻辑思维，而并非语言技巧，他的“寓意于言”就表现了和揭示了在其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些对语境语义表达的认知真理。在庄子的“三言”中，人们既可以看到隐喻，也可以看到对隐喻的超越，在这里，庄子完成了隐喻语境中从“用”到“体”的实用性转换，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哲思境界，这种隐喻所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状态，也代表了庄子所处时代的语言环境。 　　三、总结 　　通过隐喻来投射建立语义范畴，这也是诸如庄子这样的中国本土文化代表所赋予隐喻语境的动态性特征，体现了“道言”及“道物”的隐喻语境内涵。而隐喻语境作为汉语情感与意义表达的因子，它更体现了中国语言比较、映射与融合的本质意义，这种“非言非默”的语言思维理念是难能可贵的，他体现出了东方人对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