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启全球治理的“主场外交”.docVIP

中国开启全球治理的“主场外交” 　　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 　　G20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起性崛起。 　　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另一类是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即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前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安全秩序问题，后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经济规则问题。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G20峰会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公平开放及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沟通，但其短板是不够机制化，如缺乏秘书处等常设结构、达成的共识缺乏效力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实践中，中国不接受G2，而积极支持G20，表现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强调多元主体对国际社会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高于战略互信。普遍认为“怀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怀疑的人则更糟”这种看法有代表性。 　　在国际关系中乃至人际关系中，战略互疑要比战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艰难时期，战略互疑则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强烈的传染性，相互怀疑、疑虑和猜忌的情绪不仅在大国之间蔓延，也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渗透。 　　“瓶颈期”的具体表现，一是内向性增强，许多国家被层出不穷的国内事务缠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抱负”和能力锐减，其社会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紧急、突发的事情总是冲击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应付； 　　二是排他性增强，安全困境现象螺旋式上升，不少国家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认为他国的权力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与相对收益，因此外交行为变得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在国际社会，当资本、人才、知识等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的时候，民粹主义、军备竞赛等负向要素的流动性就会增强，前后两种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一方面，诸多原因导致“黑天鹅现象”频发。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难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国“难以意料”的退欧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军事政变、法德“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民众不安、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 　　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等全球治理尝试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中国是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国家。 　　无论是G20还是中国，都需要在充分互动中精确地把脉世界，为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良方，增强国际社会的定力与正能量。 　　分享中国红利和经验 　　2016年9月，中国拉开G20主场大幕，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最近几年，欧洲可能是最早希望与中国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区域。欧洲政要普遍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欧洲领导人对目前的欧洲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 　　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未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将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全球冲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将经济发展控制在正常状态。 　　不少欧洲人士表示，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很好，对欧洲国家也有借鉴意义。“新常态”对中国而言是今后五年保持6.5%左右的经济增长，而“新常态”在欧洲意味着要避免负增长。 　　国际社会不仅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如经济特区、自贸区等“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联通的目的是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避免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有效转动起来，是二十国集团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焦点，双方不谋而合、一拍即合。 　　从改变格局到重建秩序 　　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具体来说，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企业，理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专家学者，制度性公共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