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借腹生子”的越洋之旅.docVIP

一场“借腹生子”的越洋之旅 　　今年34岁的陈敏（化名）与丈夫不曾想到真的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即使两年前奔波于中美之间，他们也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同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2014年9月，32岁的陈敏与丈夫坐上了前往美国俄勒冈的航班，他们将在俄勒冈生殖医学中心（Oregon Reproductive Medicine ，下称ORM）完成取精/卵以及胚胎培育。他们为这次行程预留了近两个月时间，彼时患有先天性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陈敏在婚后4年备孕无果后，决心不惜花费百万人民币，同丈夫在美国进行代孕。 　　由于年轻，陈敏的整个胚胎培育过程很顺利，取卵2周后ORM就首次通知培育出了基因健康的胚胎，接下来就等待确定代孕母亲（下称“代母”），完成胚胎移植以及各种手续。 　　与陈敏一样需要代母的女性并不少，因此寻找到合适代母的时间会延长。目前国外的代母市场已然供不应求，这个在中国被扣上了伦理、法律、医学“帽子”的“借腹生子”路径，却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被清晰勾勒出来。 　　“不能说的秘密” 　　Paddy是健康咨询公司“越洋医疗”的运营总监，公司专门为中国客户提供跨境医疗服务。作为ORM在中国的授权代表，海外辅助生殖服务是其重点业务，陈敏就是Paddy服务的客户之一，从前期咨询到赴美治疗的过程，都由越洋医疗协助完成。 　　Paddy总结了寻求代孕帮助的三类人群：夫妻中女方由于身体原因难以自然怀孕、同性恋群体以及单身人士。“但在中国，其中任何一类人的代孕始终是一个不能说也不愿说的秘密。”在接受《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采访时，Paddy透露，“不论从性质、受众群体、成本来看，这都是一项在金字塔顶的服务，很难大规模进行广告宣传。”包括越洋医疗在内，大部分拥有同类服务的机构都偏爱以小型咨询会的方式推广业务，依靠口碑获得用户。 　　海外辅助生殖尤其是代孕在国内如此秘而不宣，一方面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的观念法律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缺乏伦理与法律关系的界定，加上产业链上乱象丛生，代孕一直被认为违反公序良俗。去年末，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禁止代孕，相较此前卫生部的行政规章《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管理办法》中禁止代孕的部门规章，直接上升到了法律高度。 　　相比之下，在美国部分代孕合法的州，技术、经验、商业化等都相当成熟。以代母筛选为例，通常会选择21-42周岁之间有过妊娠经历，且健康分娩无任何并发症的女性，还需要通过心理医生评估。 　　Paddy坦言，代母一直是稀缺资源，并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双方很难匹配，“代母在登记的时候，也会备注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拒绝为没有医学原因的准父母代孕，有的明确拒绝为中国准父母代孕。” 　　对此，ORM机构的医学总监Brandon Bankowski觉得，这是由于中外准父母对于代孕的认知差异，“曾经有对法国同性恋人通过我们的机构寻求代孕服务，在胚胎移植前，就与代母一家有很好的交流，整个代孕过程中也关怀代母和胎儿的情况。婴儿出生后，虽然在法律上与代母完全没有关系，但依旧允许代母探望，这对中国的准父母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陈敏在胚胎培育完成的3个月后就被通知在当地寻找到了合适的代母，在代孕专业服务机构的安排与越洋医疗的翻译服务下，与未来代母进行了远程面试，双方印象颇好，随后便进入法律合同的签署流程。即便如此，在Paddy接触或者服务过的所有中国准父母中，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大部分都不会主动与代母沟通，也很少会在中途去探望对方。 　　准入差异 　　在复杂的辅助生殖技术中，狭义的代孕只是第三方辅助生殖过程的一环，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还会涉及捐卵、捐精、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及遗传学检查等方面。 　　“更多客户是看中在ORM实验室中完成试管婴儿。”Paddy觉得，美国注重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简洁的商业化流程、遗传学基因筛查技术等，让不少人愿意大费周章选择前往美国。 　　在美国，所有试管婴儿手术都会被记录并上报CDC（疾控中心），一般会根据试管婴儿医院的成功率（婴儿活产率）、医院规模、配套实验室及其他设施情况等来综合评定并排名。对于赴美患者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经济与时间。 　　在美国仅单次试管婴儿的收费，折合人民币高达18万元，还不包括各类杂费、生活费、交通费，而在中国则只需支付4万-5万元。若选择代孕，更是有“百万宝贝”之称。 　　另一位赴美生育机构的负责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总花费大概13万-15万美元，包含需支付给代母的3万美元酬劳，2万多美元代母的医疗与保险费，2万-3万美元中介费用。而在美国的医疗费用，夫妻是3万美元，同性人群是5万多美元，如果需要捐精捐卵，还要额外支付1万-2万美元，再加上法律费用（律师费、信托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