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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写作让我与世无争2015年06月03日来源：北京青年报《床畔》简介：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南方一座小城，时代背景跨越了“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和新世纪。1976年成昆铁路建设中一位连长为救战士负伤，成为植物人。护士万红以优异成绩被选为英雄的专职护士，一当几十年。在教堂改成的医院里，领导和医护都把护理英雄当作光荣，后来又当作医院存在下去的资本，其实心里早就宣判了他的死刑。万红一见张谷雨就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神奇的默契和交流，她一直观察研究张谷雨的病情，坚信他有康复的可能……对于这本书，严歌苓在微博里这样写道：“这是我一九九四年开始构思，重写了两次，去年才真正写完的小说。我十三年的从军生涯让我创作出万红这样单纯而理想主义的少女士兵，最后的校对稿，我是含着泪完成的。我爱万红，希望你们也能爱她。”采访手记在《床畔》出版之际，严歌苓接受了本报邮件和微信专访。由于她现在正在全国各地跑演讲、宣传新书，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很难抽出大块儿的时间接受采访。限于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开始的邮件采访并未十分充分，还有一些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没有涉及。利用她在机场等飞机的空当，我与她进行了半小时的微信补采。让我惊奇的是，几乎成天不是坐飞机就是坐火车从一地演讲赶往另一地参加活动的严歌苓，从手机那边传来的声音竟不带有一丝疲惫，反而精力饱满。交谈中她始终思维活跃，回答干脆不拖泥带水。除了作家、编剧等大众熟知的社会身份，生活中的严歌苓也是一位体贴的妻子和操心的母亲。谈到对女儿的期望，她话匣子打开，声音变得愈加温柔，话里隐藏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谈到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经历，她的语气由开始的轻松转为沉重；谈到最想做的事情，她说希望与女儿、丈夫相伴去旅行，游遍名山大川，尽览山河美景。作家、编剧、妻子、母亲，严歌苓每一个角色都认真扮演着，并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1.《床畔》曾三易其稿，你断断续续写了20年，是什么力量支撑你把这本书完成的？答：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它是个好故事，对它一直抱很高的期望。跟我父亲和我先生甚至爱读我书的女朋友都谈过。父亲非常喜欢我的构思，但他给我出的主意让我第一稿有点误入歧途。写不下去的东西我一般不会硬写，我相信不断阅读好作品，不断对这个题材进行琢磨，最终能出世的作品一定会出世。第二次重写的时候，手边还有一部英文电影剧本在写作，不能专一，再说用第二人称写小说也很难，主要因为电影剧本使这篇小说再次搁浅。一直到去年才再次翻出所有手稿，全面重写。2.你说“我跟万红很像，都有对自己信仰的坚持，我认为有信仰总要比没有信仰好。”你一直坚持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答：很显然嘛，我对文学是有信仰的，说那样的话就是参照我自己的经验的。我觉得就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让我与世无争，对什么都可有可无，所以十分知足。如果写作得到任何成绩，我也感觉既在预料中，又是意外惊喜。3.你曾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写作课，有人说写作得靠天赋，后天教不出来，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天赋型作家吗？你对高校设置写作课有什么看法？答：一个人成为大作家肯定得有天赋。天赋就是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把想象的东西落实下来的创作力和意志力。假如一个有天赋的人又得到学院训练，在教授指导下系统读书，在同学的批评氛围里不断地进行写作实践，每天观察一些什么，写下一些什么，对照阅读经典和近当代优秀文学，再在一个批评环境里从感性到理性，再反过来，这肯定会有很大好处的。我自己的经历就证明了这点。4，在你的作品中，你一直对生理残缺的人感兴趣，似乎残缺者存在着“铁皮鼓”那种异能，新作《床畔》也是此类，为什么热衷于这个主题？答：首先《床畔》并不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而是一部象征主义比较强的、超验的小说，不能按照写实主义的作品去理解。我也没有在所有的作品里对残缺的人感兴趣，应该说我对边缘人非常感兴趣。我自己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边缘人，作为移民，在别的国家居住，我都不认为自己是主流的。甚至回到中国，我都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边缘人。我记得写过《蜘蛛女之吻》的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曾说过，他从小就认为自己对边缘人更容易找到感觉，对主流的人反而恐惧。我觉得自己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移民，在包括语言在内的很多方面都不是那么主流的。正是因为自己处在边缘的社会位置，所以我更同情边缘人的遭际，他们的生活往往缺乏稳定性，缺少预见性，生活中容易出现戏剧性，这是他们让我感兴趣的最主要原因。5.你创作的风格受谁的影响最大？答：风格上应该说受了所有我喜爱的作家的影响，也可以说没受任何一个具体人的影响。我觉得一个孩子长大是否当作家，跟家里某个人有关系，比如我外婆就特别会说话，话都很生动形象。记得我童年吃饭总是把很多米饭粒掉在地上，外婆会说：皇姑啊，你是吃饭还是种饭啊？6.你现在是美国国籍，常年旅居海外，你对祖国的情结？你觉得自己的“根”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