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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