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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一、接受美学理论概述（一）接受美学的诞生背景1、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接受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帷幕，整个德国人心思安，人心思定。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际上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全球局势发生了大动荡与大分化，这种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打破了六十年代以前西德相对平静的非政治化社会局势。传统观念与新观念的碰撞使知识分子们骚动不安，工业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引起了人们的生存危机，经济衰退的出现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渐渐落空，对国家制度的怀疑日愈强烈，政治化的倾向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心态使得个学术思潮开始向政治化发展，美学同样也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美学的政治化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德社会中的非政治化倾向，美学也渐渐远离了社会和现实。这样，“以施泰格尔和凯赛尔为代表的德国‘文体批评学派’或‘内涵诠释’理论诞生了，并很快在文艺理论界占了统治地位。......‘文体批评学派’反对用政治、经济、思想史乃至心理因素来分析说明文学作品，他们把作品看做是一个脱离经验现实的独立自足的结构，认为文艺理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对作品的纯语言、形式结构做出美学的分析和阐释。[1] 这种批评方法较以往相比使文本与现实历史隔离开来，表现出形式主义特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社会心态、哲学，文艺思潮的逐渐政治化，使背离现实的“文体批评学派”走入了死胡同。因为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人的需求必然不同，因此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阐释必然会有所不同。“文体批评学派”所主张的理论无法解释大量新出的文艺现象，逐渐丧失了其主导性地位。一些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对以往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文学接受理论” 可以算作是对文学作品读者读者接受问题作出了深入全面的研究, 这一派学者以德国康士坦茨学派为中心,他们否认刻板教条的传统理论纲领与研究模式，提出了文学研究倾向应该介入生活，介入社会。他们认为, 必须把文学作品付诸于历史的理解。最能代表康士坦茨学派理论的学者为姚斯（Jauss H.R.）和伊瑟尔（Iser W.），姚斯（Jauss H.R.）于1967 年发表了《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将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使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美学相连，1979年出版《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一书，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审美经验及其历史，深化了研究内容。伊瑟尔（Iser W.）于1970 年发表了《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文，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和读者反应理论。从此，接受美学登上了文学理论的历史舞台。接受美学因此应运而生，从观赏者接受的角度来联结文学作品与历史现实，成为世界文坛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2、理论渊源接受美学是在众多理论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先驱，是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以英伽登为代表的现象学。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认知主体还是作为对象的文本都内在固有地镶嵌于历史之中，[2]这些构成了理解的前提或理解的“前理解”。它导致了理解者对所理解事物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偏见”是由于人的历史性决定的，所以“偏见”并不是消极待克服的因素，而是有利于理解的积极因素，以此向人们展开了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与倾向性。理解正是“偏见”与文本相互作用的过程，解释者凭借着自己的“偏见”去理解与阐释文本，并在此过程中，自己的“偏见”不断地被修正与完善。伽达默尔把包括对人们产生的效果在内的历史称为“效果历史”,“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 而是自身与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3]由此可见，历史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事件，也不是纯主观性的阐释，而是两者的结合。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释，不同时代的解释者对历史的理解就可以看做历史对他们的“效果”。对于艺术品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艺术作为游戏, 只有“由正在观赏者出发, 而不是由作为该作品的创造者而被称为该作品的真正作者的人, 艺术家出发, 游戏才获得了其游戏规定。”[4]由此可见，只有观赏者参与，作品才有意义，艺术作品的存在是以观赏者为基础，没有观赏者，作品的意义无从实现。英伽登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图示化结构，它的各层次包含着很多不定点。英迦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书中结尾处所说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建构, 其中各种要素都保持着自身潜在的特性。”“因此, 只有当文学的艺术作品在一个具体化中表现出来时, 它才成为审美对象”[5]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更像是一个提纲式的结构，在作品中单单用一些词句不可能完全描述出对象的所有特征，也没必要完全描述出对象的所有特征，这样就出现了很多不定点，余下的东西需要读者发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