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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以前,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虽然有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制定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阐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他在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后指出:“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论新阶段》这个曾在全党普遍学习的重要文件,虽然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叙述,比之后来某些有关的叙述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从1933年开始采取的新的立场,是指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起草的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四人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宣言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与这个宣言成为姊妹篇的,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也提出了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这时,共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虽然尚未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已开始转变。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才有了重大的转变。季米特洛夫因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王明、康生、张浩、吴玉章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七大前夕,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和1935年日军继续向华北入侵的严重局势,在王明主持下,代表团全体成员反复讨论了七天,最后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于8月1日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郑重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第23次会议上,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的长篇讲演,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充分肯定了《八一宣言》和王明的讲演。共产国际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发表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为了及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七大尚未结束,中共代表团便派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不久又会见了从前方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