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从五伦三纲到现代职业伦理修正稿.doc

义：从五伦、三纲到现代职业伦理 韩德民 提要：早期社会不同族群间本是基于利益冲突的暴力杀戮行为，随着族群融合和文明进化，有超越狭隘的利益动机，寻求更具普遍性的价值合理性基础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族群内部血缘亲子之爱的伦理化提升，“仁”在落实为实践规范的过程中，其体现方式不能不根据指涉对象的不同而有所调整。随着社会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构成的复杂化，对这种调整原则的探索，渐渐超出了单纯“仁”所能够涵盖的范围。两方面的动因，共同推动了作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义”观念的创构。孟子倾向于从社会分工角度定位以君臣关系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所谓“义”指关系双方相互性的权利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义”属于社会性道德，通向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伦理”。西汉中期以后，“义”开始被阐释为处下位者单方面的忠诚，逐渐演化为宗教性道德。“义”观念的宗教性转化，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平衡造成了消极影响。消极影响的表现之一，是作为国家机器象征的“君”与民间社会同“义”和“利”对应关系的颠倒。“何必曰利”从本是主要针对“君”的修身原则，转变成为首先针对“民”的实践教条。现代中国新伦理建设的任务，首要一条就是要克服“义”观念宗教化在民族文化心理层面造成的影响，将宗教性道德置入私德范畴，而将各种现实政治关系在社会性道德层面进行重新定位。社会结构关系的去宗教化，对培育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人格主体性，对将公共政治权力纳入法治轨道，都将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关键词：义；社会分工；职业伦理 （一） “义”的观念与“仁”一样，都渊源于三代礼文化。夏商周之所谓“礼”，是贯穿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全方位的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包含了现在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内容。《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即祭祀以祖先神为代表的神祉，“戎”即与异族之间的相互征讨。前者的作用在于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后者的作用在于克服外部的发展空间障碍。“祀”与“戎”是“礼”最基本的体现形式。随着社会生活中不同族类的融合混杂，同时也是由于同族类内部社会关系的分化与裂变，所谓“内”与“外”的界限也变得复杂起来。“外”可能因为结盟成为“内”，也可能因为被征服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内”。“内”可能因为封邦建国、后属疏远而渐次演变为“外”，也可能因为社会地位的下降而成为社会分层意义上的“外”。“内”、“外”边界的变化，使超越狭隘血缘氏族关系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及与一般意义上的“人”之观念对应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是非观念成为可能。 王国维描述西周社会秩序状态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康诰》曰‘勿用非谋非彝’，《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又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此周公诰康叔治殷民之道。……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族属的融合和内外边界的变化，使暴力的适用对象从主要是异族，渐渐演变为可能同时甚至主要是针对共同体内部的破坏性因素。暴力使用的出发点，从单纯血缘族属的对立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提升为对某种观念性价值原则的维护。如此，礼制中暴力的主要形式从所谓“兵”转变为“刑”。“祀”的凝聚范围也超越了本氏族共同体的范围，而扩展及于更广大范围的“天下”之中。所谓“怀柔远人”从而有可能最终被确立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礼”之所以能够在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较好地发挥出维系社会共同体平稳运行的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对立而互补、相反而相成的运作理念。在文化层面，“礼”可别而为言曰“礼”、“乐”。“礼”以别异，“乐”而和同。在政治层面，“礼”则合“德治”与“法（刑）治”言之。“德治”、“法（刑）治”的不同适用，最初主要系于族属或社会身份的区别，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渐渐地则过渡到品类德性的差异方面，所谓：“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荀子·王制》）“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荀悦《申鉴》）“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