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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对“世界一流”的焦虑 作者：陈平原 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会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10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大学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世界一流”的焦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 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