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和“本尼迪克特研究方法”(已阅).docVIP

《菊与刀》和“本尼迪克特研究方法”《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最出名的著作。从正式出版的194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为数很少的长期热销书之一，几乎一直是全世界对日本问题感兴趣的人所必读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这本书是为谁，为什么目的而写的。这不是一本自发的学术研究著作，而是一本受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为美国在战后占领日本所采取政策提供依据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回答了几个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军方来说是最为使之神经质的问题，如同本尼迪克特在一开始就列举的“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 起码对于美国占领当局来说，这份研究报告几乎是完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这份报告还有一点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对日本未来的展望：“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目标，它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这也经受了时间的验证。 这是一份典型的用美国式思维方式和美国式研究方法的研究报告，但却是卓有价值。《菊与刀》开创了一个实证主义者们所不能接受的研究方法：由于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本尼迪克特没有可能到日本去进行她的观察和研究，她只能凭借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写的游记及其其他书籍和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来进行她的研究，但她的研究又绝不是仅仅是归纳和整理，本尼迪克特认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 通过研究书籍和电影以及和看过这些电影的日本人一起座谈，了解他们对电影的讲解和感想，从此拼出了那块积木，从本尼迪克特的观点给出了政府和军方所需要的答案，并且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决不能忽略本尼迪克特在写作《菊与刀》的年代。就像她在《菊与刀》中指出的一样：“由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美国和日本除了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在进行一场文化的较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心平气和的认真学术研究，是需要某种道德上的勇气的。 日本人脾气的这种“琢磨不透”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在表面上所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根本上是从一开始本尼迪克特就指出来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竞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我们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样，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 我们所处的世界甚至到现在都还是文化沙文主义在到处横行，当年更是这样。不管日本军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甚至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只是一群不开化的黄皮猴子，根本就不是人，更不是能够和美国人抗衡的人。但是就像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 基于这样的观点，本尼迪克特从基督教文明的观念出发，通过对详细的资料进行认真而细致的分析，解读出了日本文化和当时（也一直延伸到了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一个最大特征是所谓“耻文化”。和基督教教义所拥有的“罪”的意识相比，日本文化更加重视的是“耻”，也就是因为日本的神道没有一个单一至上的神，所以行为的检验标准并没有办法用一个观点来衡量，只能看其是否核符社会或者所处环境的主流观点，有没有“耻辱”而来调整其行动。用这个结论，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解释和他们不同文化的日本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解除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