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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街头的博雅教育 　　初到巴黎上学的人很可能会特别震撼，巴黎的大学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学校没有任何财力扩建。每所学校都特别小，只有几栋教学楼，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设施。没有英美国家一望无际的大校园，没有球场和运动场，没有学生的活动中心，很多学校甚至连食堂都没有，每天中午要和附近的几家中小学学生一起共用市立学生食堂。 法国先贤祠周边是巴黎拉丁区学校最集中的地方 　　更麻烦的是住。当初，19世纪在巴黎南部建设大学城（Cité Universitaire）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大学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如今大学城内的学生宿舍只提供给国际交换生和极少数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的普通学生，即便在巴黎公立学校有奖学金的学生里，也只有30%的人能够住上大学城。结果是，几乎所有在巴黎求学的学生都要自己找房子住。在这座房价仅次于伦敦、香港、东京的城市中，学生们要与社会上有工作拿着薪水的人竞争租房房源，而在巴黎，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月租金起码700欧元。 　　没有了大校园、食堂和宿舍，似乎巴黎的学生们没有了象牙塔。为了省房租住在郊区，就要每天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去市中心上学。为了感受巴黎生活，就要寻遍租金最低的顶层阁楼和质量较差的房源。然而这并不是坏事，衣食住行，学生们都是以一名普通巴黎人而非学生的身份充分与社会接触。 　　有别于英美国家强调博雅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更加注重专业性教育。学生们在学校上完课，就四散进入到巴黎这座城市之中。也正是巴黎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市，成了教授法国学生们博雅教育的最好老师。“二战”后的巴黎经历了两次文化大发展和一次教育制度的改革，在政府、资本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博雅教育散落到巴黎各处的咖啡馆、博物馆、书店、电影院和大大小小的不同活动中。 　　拉丁区的兴衰 2001年5月9日，时任教育部长雅克?朗（右二）访问莫里哀中学。那段时期他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二战”后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曾经是法国现代历史上最先兴起也是最著名的艺术文化交融之地，开启现代法国最伟大的文化繁荣期。以至于直到今日，大部分中国人对法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时期。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后，这里的文化气氛被政府和资本不断打压，如今拉丁区西侧的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Germain-des-Prés）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林立的奢侈品店旁，如织的游人在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紧挨着坐成一排，尝试从一杯贵得离谱的咖啡中回味当年萨特、波伏娃的哲学韵味。但隐藏在街角的众多传统书店和独立电影院，依然在顽固偏执地对亚马逊和好莱坞电影做着抵抗，为那些想要真诚汲取上世纪法国文化光辉的人们保留完整的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课堂。 　　当年引领这场文化运动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大学教授，而是一批新兴知识分子，有像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这样被冷落甚至被逐出大学的教授们，也有让?包兰、马塞尔?阿兰这样的文人。圣日耳曼德佩大街十字路口的花神、双叟咖啡馆和里普酒吧成了他们常去之地，也是《新法国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aise）、伽利马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以及其他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经常聚集的地方。1945年10月，萨特在让?古戎街（Rue Jean Goujon）的现在俱乐部（Club Maintenant）做了一场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令萨特吃惊的是，他的听众是一群从附近索邦大学（Sorbonne）跑过来的年轻学生们。这场演讲第一次显示出巴黎的精英思想核心已经离开了索邦大学，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逐渐壮大。 　　新兴知识分子们将正统的文化精英逐出了这个街区，书本代替了讲台，咖啡馆里的高谈阔论代替了传统的课堂，思想代替了传统教育。文学界的新人们打破了教会、法兰西学院和大学的权威，并在与各种艺术类型的融合中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 　　这里的年轻人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称为“圣日耳曼德佩人”（Germano-pratins），他们不分性别地一律偏爱黑色衣服，与原本住在该区的各类公司职员和退休职工和谐共处。那时的大学生们除了在拉丁区歌舞升平，巴黎的其他地方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均与他们的生活和愿望距离很远，他们依然处于高压的家长制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这种强烈的反差最终引发了法国社会的一次震动。 　　1968年“五月风暴”快速起势，也迅速崩溃，却对法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当时学生们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夙愿在此后通过另一种政治改革形式实现了。随着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提出的指导法通过，作为“五月风暴”的发源地，索邦大学被拆分成13个校区，在巴黎的各个角落另立校舍。 　　“五月风暴”发生后，巴黎政府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