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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关中金石记》考论 　　摘要：清人毕沅于清乾隆间在陕任职达十余年，对关中金石作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在进一步系统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编纂了《关中金石记》八卷，为陕西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关中金石记》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七年。版本除乾隆本外，尚有民国王云五主编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清道光二十七年，蔡汝霖等对原书进行了增附重刻;光绪十三年，大同书局据蔡刻本进行了石印;光绪三十四年及民国十三年，渭南人严岳莲于成都重刊蔡氏校本。该书保存了诸多宝贵史料，同时也有不少错讹。 　　关键词：毕沅;《关中金石记》;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关中金石记》作者毕沅（1730-1797），字?v衡，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擅长诗文，著述甚丰。编著有《续资治通鉴》《山海经新校正》《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关中胜迹图记》《长安县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等著作。其史学成就涉及到史学理论、编修史书、整理修纂史地文献等方面，并提出了通过考据金石证经史的史学思想。毕沅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陕，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陕甘总督等职，直至乾隆五十年（1785）离任，在陕任职达十余年之久。任职期间，利用公务之便，踏勘调查名胜古迹，笔耕不辍，《关中金石记》便是代表性著述之一。 　　清初金石学就形成了一种亲身搜求原碑的风气。早于毕沅而著录关中金石的朱枫《雍州金石记》中所收录的碑刻就都是作者在陕十年勤苦搜访所得，所得都是第一手文献资料。毕沅在陕期间更是足迹遍布各地，对陕西地区的碑石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关中金石记》孙星衍跋说：“公厮渠所及，则有随便子谷造象，得于长安;唐尔朱达墓碣，得于?A阳;朱孝诚碑，得于三原;临洮之垣，亘以河朔，公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州;汉?s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岳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可见其对陕西碑石的全面了解。 　　对关中金石搜集整理之后，在进一步系统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毕沅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了《关中金石记》八卷。该书按朝代顺序，收集汇编了自秦汉至金元的碑志石刻、摩崖造像、瓦当、鼎彝等凡七百九十七通。书中记载的碑石种类和数量远远多出乾隆二十四年（1759）朱枫所著《雍州金石记》所收一百七十余种。该志对保存在西安府学及关中地区所辖各县对所录每块碑志石刻，从碑名、撰者、书者、时代、书体、藏碑位置、保存状况、碑文字数、书法特点、碑文内容等方面予以介绍，并结合史书对所涉史事作了精确考证，为陕西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毕沅纂成《关中金石记》后，作为其《经训堂丛书》的一种，于乾隆四十七年刊刻，是此书最早刻本。八卷，前有卢文??、钱大昕序，后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丛书集成初编》，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此本，有句读。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排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据经训堂刻本影印。 　　道光二十七年（1847），渭南蔡汝霖、蔡锡栋与同乡人焦兴儒，①因原书不易得，对所藏本进行校勘编辑，主要是原书有些未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条目进行了调整，给原书增编了目录，同时蔡氏辑录了一卷“为原书漏载或嗣出于其后者”若干种碑刻，作为附记附入原书，重新镌刻。此刻前有两蔡氏序、蔡氏新编目录、蔡氏新增金石目录，原书八卷后附蔡氏附记一卷。此本后又有光绪十三年（1887）大同书局石印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有渭南人严岳莲于成都重刊蔡氏校本，②此本前有卢文??、钱大昕、两蔡氏序，毕沅原目次、蔡氏新编目录，书后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跋三篇，后附蔡氏新增金石目录及附记一卷。此本后又有民国十三年（1924）重刻本。 　　二 　　清代金石学乃受考据学推动而勃然兴起，所以金石学对学术的贡献，首先是资经史考据之学，从而形成了清代金石学的明显特色。清代不仅搜罗金石碑碣蔚然成风，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远过前人。卢文??在此书的序中说： “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考证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故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由其发端。因此学术风气使然，清代金石学发展初期的著作体例，在著录碑刻时只撮其文义而节录，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枫《雍州金石记》等，重在辨正误，正同异，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亦是如此。 　　此书刊刻之初就得到了很多赞誉，钱大昕为此书所作的序称：“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讨源，推十以合一，虽曰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