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乡村里的中国》.docVIP

我拍《乡村里的中国》 　　?春节期间，一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贺岁片《乡村里的中国》爆红网络。它以质朴的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乡民的生存状态，乡愁的文化源头，是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问世以来，已荣获华表奖、白玉兰奖等20个奖项。 　　?这部影片的导演就是曾以影像《俺爹俺娘》感动世人的著名摄影师焦波。 　　“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24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1月2日，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现为局长的张宏森这样跟我说，并让我尽量在立春这天开机。 　　当时，离立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用时兴的语言来说，我“摊上大事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 　　我不是学电影的，也没学过纪录片，底气来自我喜欢乡土题材的作品。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虽然离开乡村三四十年，但一直不断地在回望它，不断地跟它接触碰撞，而且这份乡土情结越来越浓。 　　张宏森让我在北方找一个村庄（这里节气明显），但时间太紧，我一跺脚：回家乡沂蒙山去。最终选定了沂源县杓峪村。 　　立春临近，一刻不敢怠慢。紧接着筹建摄制组。片子总共才有百万资金，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是不可能的；再就是，从立春开拍到来年春节结束的373天，一天都不能离开村子，谁能做到呢？ 　　摄制组总算搭成了，共6人，不是俺的学生，就是自家亲戚，最大的25岁，最小的15岁。 　　正月十三是立春，我们十一进了村，在村里租了个院子，这里成了我们的家。我想这个家应该有个名字，挂个牌。叫什么呢？就叫“村儿电影社”吧。杓峪村总共167户，我们是第168户。 　　我们在村里过起了和村民一样的日子。养了6只狗，一只鸡和一只鹅，取名光圈、黑白、快门等与影像有关的名字，给它们盖了狗窝鸡舍。把院子里的空地开垦了一遍，施上农家肥，种上各种蔬菜，在院子上空用绳子扯起让藤蔓爬上去的瓜架。 　　对于我们朴实地到来、真诚地融入，村民也就自然地、简单地却又完全地把我们当成了自家人，就好像前脊梁贴着后背，没有任何间距。平日里他们说啥干啥也都不背我们了，几乎忘了摄像机的存在，所以拍的都是纯自然的生活状态。 　　用足够的诚意记录乡亲们的故事 　　在一个村子里，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只要是我们觉得有价值的都收入镜中。每一个景色的变化、每一个节气的变化，以及村民的生活、劳作、衣食、风俗习惯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拍下来。然后从这里面挑故事，故事要有代表性，并且要连起来，贯穿全年。 　　纪录片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观察、判断，在每天发生的纷繁事情中抓取需要的东西。然而，我是一个零经验的导演，摄制组又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拍摄初期，我们山重水复有点迷茫，与故事和人相隔太远，即便走近，也是朦胧。 　　“燕子筑巢惜无泥，农夫撒种欠东风。云盖心头愁满容，顽疾扰体臆满胸。念光阴，过半载，心憔悴，力无能，今夜又临三更雨，叶叶声声，敲打六十翁。”这就是我在极度困惑甚至要被摧毁时的心情。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两个字：坚持。因为中国农民可贵的精神，就是在无奈中坚持。他们始终都在上坡路上，再苦再难都是向前的，哪怕倒下了，也是往前倒的。 　　随着我们对乡村、对土地、对农民的一步步深入了解，那些故事和人竟呼之欲出了。 　　拍第一场戏是立春民俗。村里的文化人杜深忠用刷子一笔一划用力在砖墙上写着“春”字。我们发现，他深信精神食粮，不像庄户婆娘那样只关注家人吃穿，一有时间就爱看电视新闻、写毛笔字、摆弄二胡。于是，我们首先确定了杜深忠这个人物作为拍摄对象。 　　在和村书记张自恩的交往中，我们发现，他是中国最底层的干部代表，村子里的大小事都得他处理，表面上看他粗粗拉拉、大大咧咧，其实很无奈、很落魄，经常焦头烂额。于是，我们又确定了张自恩这个人物作为拍摄对象。 　　我们和村里的大学生杜滨才成了邻居。他两岁时父亲得了精神病，母亲离婚外嫁他乡。“儿想娘，筷儿长；娘想儿，路儿长。”杜滨才能不能和母亲团聚？我们充满了期待。于是，他也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 　　正月底是雨水，村里却下了一场雪。至此，杜深忠的文化线，张自恩的政治线，杜滨才的情感线，让人激动不已地清晰显露出来。他们在24节气的顺序中交错出现，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一直到冬天，这3条故事线还继续联系着，而且到春节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有了结局。 　　有助理问我：“焦老师，我们怎么拍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就有故事呢？” 　　我回答：“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当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诚意去记录他的时候，就会有特别意外的收获。” 　　我们把乡愁留在了那个小山村 　　惊蛰、芒种、秋分、冬至……节气叠更，光阴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