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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鹫和尚的岭南遗民僧特点研究 　　摘要：岭南遗民僧是明末清初岭南地区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清代岭南社会以及区域文化有着极之深远的影响，并延续至今。本文尝试以成鹫和尚的生平为例子来分析南遗民僧特点，探求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关键词：岭南；遗民僧；特点研究；成鹫 　　明清鼎革之际，岭南地区作为南明政权与清王朝对抗的要地区，也是三藩之乱的主要地之一，社会动荡不安，社各阶层面临着生存与死亡、隐逸与出仕、抵抗与投降、旧主与主的抉择；或成忠烈或作遗民 或作贰臣，政治上凸显了多元态。遗民逃禅成为遗民僧正是政治生态多元化的反映 本文尝试以成鹫和尚为例，分析清初岭南遗民僧的特点。 　　一、成鹫和尚其人 　　在清初岭南佛门中，成鹫的生活道路具有最典型的遗民僧的特征。清初岭南的著名高僧成鹫，字迹删。俗名方颛恺，字麟趾。生于明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广州府番禺县韦涌乡人。成鹫天性聪慧，卓荦不凡，少年时即有神童之号。十三岁时，曾应南明永历朝童子科试，被录为博士弟子员。清征服岭南后尽弃制科业，以砚耕为生，在广州及周边地区设席课士。成鹫早年以“晚世之真儒”自任，曾为淳民，气化风俗而孜孜以求。但四十一岁那年，康熙十六年时却忽然放弃持奉多年的儒家价值观而遁身佛门。出家后曾先后在西宁（今云浮郁南）翠林僧舍、罗浮山石洞禅院、琼州府（今海南）会同县灵泉寺、佛山仁寿寺、香山（今中山）东林庵、仁化丹霞山别传寺和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禅修。康熙四十年，入主座落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大通烟雨宝光古寺。康熙四十七年后，应合山大众之请入鼎湖主法，成为庆云寺 第七代方丈。六年后退席，还居大通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圆寂。 　　二、岭南遗民僧的特点 　　（一）儒释合流，佛门中儒学色彩浓厚 　　岭南遗民僧在出家前，大多数都是明末的士大夫阶层，正统的儒学思想教育对其有着深远而又主导性的影响。他们文化水平高，或擅长诗文，或在书画方面有杰出贡献，他们往往以文学的形式，这种往往是儒家士大夫最喜欢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儒释合流的思想以及他们对前朝的情怀。 　　成鹫学问博洽，才气纵横。清代文学家沈德潜则说成鹫“所著述皆古歌诗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1]其一生著述颇丰，作品有《楞严直说》、《纪梦编年》、《金刚经直说》、《老子直说》或作《道德经直说》、《注庄子内篇》、《鹿湖草》、《诗通》、《不了吟》、《自听编》、《鼎湖山志》、《渔樵问答》及《咸陟堂集》等。在岭南佛教史上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成鹫还“擅长草书，尝见其‘廉顽立懦’四大字，字径三四寸，笔奔放，颇似茅笔书。其所书寿陈乔瞻（子壮之弟）诗轴尤奇，兴酣下笔，满纸狂草，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大有颠素遗风焉”。[2] 　　作为遗民、和尚和诗人的统一体，成鹫的诗艺是有独特的诗论为指导的。成鹫的诗文创作，在清代诗坛上得到高度评价：“快吐胸臆，不作禅语。无雕琢摹仿之习，仍是经生面目。”[3]其理论体系，包括“诗品”说和“诗通”说。第一，他为诗立三品，认为将诗分为贵本色、贵出格、贵超方三个层次。他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限于诗禅合一，而是要求自我超越，创造出一种无风雅气又无烟霞气的活泼泼的生气。第二，他强调诗人应心与天通：“天地之故，无不通也，无不诗也。我操其道而旁通之，可风、可雅、可颂、可骚、可赋、可律，畅其道于四肢百骸，无不可者。否则强之使通，如倏与忽，日凿混沌之窍，七日而混沌死，又何风雅骚赋诗律之足云！”[4]可知，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是坚持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一致的。这与清初士大夫间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一致，强调学问的实用性，证明成鹫和尚在诗文创作方面带有强烈的儒学色彩。 　　（二）僧服儒心，希望恢复汉人统治 　　岭南遗民僧他们僧服儒心，在清初出家的遗民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现实彻底幻灭，真正看破红尘；二是不得已而为之，宗教只不过是个保护伞而已 岭南遗民逃禅者中后者占大多数，他们都曾对南明政权给予了极大的期望，故逃禅前多入仕南明政权，或为它出谋划策，或直接起兵抗清，皆为恢复明朝，他们宁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不愿作为功名利禄而变节投降之徒。 　　成鹫出家的原因就很能说明这个特点，成鹫提到自己与佛门有夙缘是因为其母在生他前夕曾梦见老僧入室，又说其母一生崇信三宝，敬佛态度对自己有影响。但这些显然并不构成其离俗的决定因素，否则他早就出家了。而不至于拖到四十一岁，仔细析读《纪梦编年》会获得某些信息。“是时，丁巳岁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闻变而起，仰天大笑曰：‘久矣！’夫吾之见累于发肤也。左手握发，右持并剪，大声疾呼曰：‘黄面老子从今而后还我本来面目，见先人于西方极乐之世矣。”[5]“闻变而起”四字透露了成鹫的出家与当时的政局有密切关系，成鹫所言之 变是指“三藩之乱”被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在性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