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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下海史：士大夫与家国情怀 　　从官场到商海，一条无形的线将这个社会一部分精英人群牵连到一起。官员下海，是时代变革的一个侧面，也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个人定位和时代巨变紧密结合，成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瞬间。 　　从春秋到清末：战争真正的主人和实业救国的士大夫 　　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首富非子贡莫属。子贡出任过鲁国、卫国国相，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周旋于齐、吴、越、晋四大国，赢得了国际赞誉。下海经商的子贡同样令人侧目，“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越王勾践听闻子贡到来，“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千金家资的子贡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商业巨子，唐宋帝王更是对其追封公侯。 　　子贡下海经商掀起了春秋官员经商的高潮。越王勾践的政府总理范蠡下海经商，三聚三散，富甲天下。随后，魏国的政府总理白圭下海，推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仁术”。无论是子贡、范蠡还是白圭，他们都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官员，他们同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一样，穿梭于各国权贵门下，可以入朝为官，也可以下海经商。 　　下海的公务员凭借在官僚系统的政治资源，往来于各国朝堂市井。随着战争的加剧，公务员群体流动的速度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进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为了满足兼并的巨大野心，乐意推动商业的发展。庞大的商业网络支持着战争机器的运转，历史的尘埃中，国君家宴上的商人们，才是战争背后真正的主人。 　　到了晚清，戊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帝师翁同??的高足、状元张謇愤然辞职下海，在南通经商，最终成为一代巨商。状元黄思永因为深陷皇室绯闻入狱，出狱后对爱新觉罗王朝失望透顶，下海同袁世凯做起了烟草生意，生产的北洋香烟成为宫廷特供产品。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一边高喊保护皇帝的口号，一边开着公司大搞矿业、房地产。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甲午战败后，张謇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 　　清末下海公务员如过江之鲫，他们成了晚清宪政改革的生力军，黄思永、张謇更是商部的首席顾问。 　　1992年的分水岭 　　时隔8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再次出现了公务员下海潮。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年，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于是，“92派”横空出世――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下海的公务员中，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田源、毛振华、郭凡生为首的一批纷纷成了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没有哪一代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在这一波公务员下海浪潮中，中国经济GDP长时间保持了8%的增长。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务员下海的盛况，这一批下海的官员们十年生聚，十年发展之后，同样出现了结驷连骑，与王者问乐的景象。 　　“92派”的预演和后续：时代脉搏的强劲律动 　　其实，在著名的“92派”前后，还有两波下海潮，它们隐藏在“92派”的光环之下，是90年代官员下海的预演和后续。 　　改革开放之初，打破铁饭碗需要很大勇气。敢于走出这一步的，首先一类是企业工人或事业单位干部。这些人他们不仅会失去固定的工作，还会将拥有的一切福利――医疗保障、退休金等统统放弃；第二类选择停薪留职，给自己留条后路；第三类下海属于体制内流动，主要针对官员――机构改革后机关缩减编制，官员从机关前往下属单位或企业当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