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巨大贡献——郑杭生.docx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郑杭生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就我看来，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　　一、成绩卓著的社会学中国化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仅和当时社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实际上开拓了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那时基本照抄照搬西方的局面，而且还以他的出色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代表作：《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其中，《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主要是实地的社区研究。　　我曾指出，《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布?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注：郑杭生：《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第五期。）正因如此，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禄村农田》一书所研究的禄村，和江村相比，尚处在开始受工商业影响的初期，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以农田生产来维持最低的生计。《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同样采用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研究法。但《禄村农田》研究范围较《江村经济》狭窄，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这样，反而抓住了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且有利于深入探讨。此外，《禄村农田》理论解释与事实叙述并重的写法，与《江村经济》注重事实的叙述相比，也更符合社区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现代社区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要求。（注：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教出版社，2000，第143页。）　　《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则是在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从《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到《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应当看作是从实地社区研究到社会结构研究的提升。毫无疑问，这种提升对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生育制度》是以生育制度为核心，探讨中国微观社会结构的著作，是一部家庭社会学专著。《生育制度》一书从社会本位文化观来分析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等各种问题，基本上符合当时乡土社会的现实。它也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费孝通先生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是有开创性的。　　费孝通先生在他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乡土重建》后记中，这样来说明他所经历的学术探索之路以及早期研究受到的种种限制：“我最早是读人类学的。从人类学里我发觉要去了解人类的生活，最好是从比较简单的标本下手，所以我第一次实地研究的对象是广西的瑶民。从广西回来，我才着手研究比较复杂的乡村社区。最先是挑定我所熟悉的家乡。抗战开始后，我在云南工作，于是集中力量去研究内地乡村。从乡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所计划的街集调查并没有实行。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求机会去实地研究一个市镇。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还不敢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乡村以外各种性质的社区，很容易象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个大柱子”。（注：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52-153页。）　　费孝通先生对他自己在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也突出了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他中肯地说：“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上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以认为是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纯把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