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十三年度党史工作.docVIP

党史工作十三年 □ 严文田 参加班子 提高认识 我县的领导对党史征编工作是比较重视的。1982年，县委按照上级党委有关编史的指示和部署，立即研究决定成立了华容县党史征编领导小组，抽调5人成立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定编5人，明确为副处级单位，同时安排了专项党史经费。从而，使我县的编史工作能较早顺利展开。 我被抽调到党史办公室工作，成为全县征编党史班子成员之一。一方面，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的，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写过一些文章，写过总结，报告、通讯，但文字功夫逊于他人，对编史更是不太清楚，担心难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为了迅速进入角色，争取主动，我坚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拜能者为师。当我知道毗邻石首市党史办编史较早，便上门去请教取经，从而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坚定了编史信心。另一方面，以书本为师。书本是知识的宝库，是前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成功经验。于是，我每到一地都去新华书店、党史部门购买史书和资料，坚持边工作，边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编史知识和业务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同时，认识到盛世编史正是时候，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编好一本史书留给后人，能起到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能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更有利于人们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工作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优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编史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编好县史。于是，下定决心和全办同志编写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的具有丰富内容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史，不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 共同努力 编出信史 县委党史办成立后，立即开展征集史料工作。我和全办同志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深入到东山、桃花山、砖桥、塔市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烈士亲属近百人，征集党史资料、访问纪录十万余字。征集到的党史资料多数是通过个人回忆的。这些回忆资料，难免有记忆这误，或由于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不准确。 为了党史资料经得历史和社会的检验，办公室派我四次到省档案馆查找原始资料，十多次到南县、安乡、益阳、常德、石首、公安等地党史办、档案馆核实史料。 为研究编写一些党的著名人物和党的重大事件，我和郭清彬同志历时四十余天，跑了十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位党史当事人和知情人核实、补充党史资料。 在征集到丰富史料后，我们在编写篇目中，坚持做到对群众意见百听不厌，对篇目百改不厌。只要是群众提出意见，全办同志都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凡有用的，哪怕是一点，我们都采纳，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 全办同志通过协作，共同努力，坚持到实地调查考证，坚持用文献资料比较鉴别，坚持请知情人帮助核实补充，坚持请有关编史部门协助核实，坚持找当事人共同反复审查。我办终于较早地编纂出版了反映华容县党史专著《华容风雷》。 勤奋工作 硕果累累 党史办公室创建时的五名干部，蔡东生同志工作三年后办了退休手续，郭清彬同志等三人也先后调走，仅我一人留在党史办工作。新调进党史办的几位新干部，虽然都是从事实际工作者，热心编史，具有一定的思想理念水平、写作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但都不熟悉党史，编史对他们是一项新的工作，党史是什么样心中无数。当时党史办编撰任务很重，尤其是烈士传的编撰，省、市催得很紧。为迅速让新同志进入状况，提高编史水平，我将自己编史的经验体会，通宵写成一篇《浅论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写工作》文化文，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很快提高了新同志编史工作水平，后来，这篇论文在全国发行党刊《地方革命史研究》发表，《武汉党史通讯》作了转载。由于新同志很快掌握了编史的一些基本知识，编撰效率有所提高，党史办提前完成了省、市下达的烈士传编撰任务，荣获省编撰烈士传先进单位称号。 1982年，我调入党史办公室工作至1995年退休，编史十三年。先后参加鄂西特委、南华安中心县委的资料征编和编撰；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又名桃花山抗日根据地）资料征集并任三县资料总纂人，定名《石公华抗日烽火》，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和郭清彬同志合作主编《华容风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容英烈》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容英烈》第二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和市委党史办主任李衷凯同志合作主编《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我兼任县政协常委、提案委副主任、文史委委员，和县政协符哲文同志合作主编《海轮西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中国共产党华容县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和蒋冰同志合作主编内部出版文集《当代华容》。 我在征集党史资料期间，收集整理苦命歌谣280余首，请我在北京军区机关工作时的军区政委、《湘鄂两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题词，主编内部出版歌集《人民心声》，其中由国家组织出版的《中华民间文艺、歌谣集成》、省党史委组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