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个了字，其中罢了2处，因了2处，为了4处，了197处，了2.docVIP

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2003年2月28日—3月2日，上海外国语大学） 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潘文国 1． 0 汉语的时体问题是当今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时体，作为西方形态语言如英语的一个集中表现，它在汉语中的面貌究竟如何，这对于认识汉语的特性、认识汉语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异同、认识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对于“了”字的讨论尤其热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汉语时体的研究就是建立在“了”字研究的基础上的。 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对于“了”的性质，有过三种意见，即：1）表“时”（如龙果夫1958）；2）表“体”或“态”（如Li Thomson 1981）；3）既表“时”又表“体”（如陈立民2002）。其中表“体”的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了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汉语有“体”无“时”这样一种认识，并认为这是汉语与西方语言的重要区别之一。 而研究汉语时体包括“了”字性质的方法，据我们看来，也不出三种。即：1）在西方语法框架下套用，如任学良（1981）参照英语，竟得出了汉语也有16种时态的结论；2）从共同的语法范畴出发，如先从理论上讨论何为“时制”，再看其在各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表现；3）从纯粹汉语的材料中总结归纳。许多从事中西语言比较的人采用的是第一、少数也有第二种方法，大多汉语学者采取的是第三、间或也有第二种方法。三种方法当然各有长短，第二种方法理论性还更强一些，但这三种方法也有一个共同的短处，即往往在研究之前已有了一个先验的观点，以后的研究只是以材料证实其观点而已。本文想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与上述三种方法的不同点在于：1）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上，方法一是由西到中，而本文是由中到西；2）在理论和材料关系上，方法二是从理论到材料，而本文纯从材料出发，从材料得出结论；3）与方法三的不同在于本文不纯在汉语内部作比较，而以外语（英语）的译文作为重要参照手段。 2． 0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较多地利用了翻译手段。这就是吕叔湘先生多年前（吕叔湘1942）主张的：“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怎么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翻译方法曾为语法研究者所批评，如戴浩一先生（1987）说：“用翻译作为一种启发，没有什么不对。要不得的是研究汉语语法的人，包括当前的管约派在内，只是把英语的结构架在被看成英译的汉语句子上面，难怪结果是汉语呈现出与英语基本相同的特点。”其实这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运用者的问题。若干年前，笔者（潘文国1997）曾提出有“两种翻译”的观点：“教学翻译和实用翻译。教学翻译是配合第二语言教学而作的翻译练习，是‘语法-翻译教学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础教学和大学精读课的教学内容之一；实用翻译是翻译工作者的具体实践，以及为此而作的准备（如以篇章翻译为主的专设翻译课）。”“这两种翻译的最大区别在于教学翻译不是独立的，它是依傍于语法教学的，学生在练习过程中要紧贴原文的句型或句式，以强化对原文的理解……实用翻译更带有一种‘再创作’的意味，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阅读和欣赏原文的精彩，这时译文的地道更加重要，意义的正确传递更加重要，而不必拘泥于字句的对应。”据此，笔者强调对比研究必须借助于实用翻译而不能是教学翻译，同时强调要“换一个方向来运用翻译法”，即从汉到英的研究。本文可说是这种研究的一次实践。 我们采用的方法，一是由汉到英，二是一定范围内的穷尽分析。为什么要“穷尽分析”？因为第一，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到实际看到的所有的事实，而不会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对材料本身有所取舍；第二，穷尽研究是一种定量的研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定量研究是观察事物发展趋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至于“一定范围”该多大，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有时，适当的量也足以说明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以张培基先生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范本，选用其中11位作家的14篇散文为原始材料，摘出其中所有含有“了”字的句子，观察它们在英译时的情况，并与英语的时体作比较。这些作家和文章是（括号内是本文引用时用的简称）：鲁迅《螃蟹》（鲁）、许地山《落花生》（许）、胡适《差不多先生传》（胡：差）、胡适《不要抛弃学问》（胡：不）、夏丏尊《我之于书》（夏：我）、夏丏尊《中年人的寂寞》（夏：中）、叶圣陶《我坐了木船》（叶）、朱自清《背影》（朱：背）、朱自清《匆匆》（朱：匆）、巴金《木匠老陈》（巴）、冰心《笑》（冰）、郭沫若《墓》（郭）、老舍《想北平》（老），和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萧）。本来还可以多选一些，但这14篇文章中已经出现了210个“了”字，作为小范围的初步考察，我们想已经足够了。这11位都是中国的“经典作家”，其文章都是“典范的白话文著作”，我想是没有异义的。至于为什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