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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门学科 包 政 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应该由经济学来承担“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和任务。现代经济学发端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后来的经济学，主要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追求“科学理性”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理论形态；却舍去了人类社会中最关键的命题，即“组织与人”。偏离了亚当·斯密的轨道，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初衷；同时，为后来管理学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机会。 迟至18世纪末，欧洲人看到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发了大财，以为“贸易或交换”是财富的源泉。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揭示了财富创造的秘密，即以前一个工人一天生产不出20枚针；现在的制针业，把制针过程分为18道工序或18个操作步骤，分别由10个工人担当；一天能够生产48000枚针，人均4800枚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0倍。亚当·斯密断言，专业化分工必能增进劳动生产率。从而转变了欧洲人的财富观，启迪了欧洲人、乃至全世界人的财智。 亚当·斯密的伟大，在于他能够贴近社会实践，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图景，以及图景中的关键命题，即揭示了财富的本质。他认为真正的财富是“物质财富”，是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或商品，而不是重商主义认定的“贵金属货币”。物质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商业贸易或交换获得的。扩大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在商品交换基础上，深化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著名的“分工理论”的由来。自亚当·斯密之后，西方世界在“分工理论”的指导下，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包括专业化分工，继而动力、机器和技术的应用，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加速了财富的创造。反过来，推动着企业或组织之间“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同时，推动着企业内部“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 随着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深化，使“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科”的建设成为必要。经济学要想占据指导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并成为“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组织理论”。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因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在“组织实体”中进行的；通过企业组织的有效运作或管理，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创造物质财富。可是，亚当·斯密认为，“企业或经济组织”只是人们追求生产效率的一种结果。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错误论断，导致“现代组织理论”的缺失，导致“经济学”和“管理学”后来的分歧或脱节。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逐渐转向“以资源配置为中心”，构建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主张通过专业化分工、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来创造财富。强调“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或资源配置方式”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进而，创造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来调解供求关系，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实现资源在“生产者或厂商之间”的合理配置。这本身并没有错，马歇尔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把“企业或经济组织”当作一个“功能实体”，虚化了“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存在；无视“企业或经济组织”在培养人才，传授知识和技能，深化分工协作体系、协调人际关系和系统创新等方面，对物质财富创造的作用。而在马歇尔那里，“企业或经济组织”是抽象的，抽象掉了“组织与人”的存在形式和内容；企业或经济组织被定义为一种“协调机制”，一种在“思维观念”上存在着的空泛概念，或者是一种资源要素；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要素配置在一起，发挥协调的作用。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庸俗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的偏见，即把利润当作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实际上资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资本只是一种资源要素或条件。 由于马歇尔在“分工理论”上的片面发展，使经济学在观念上摆脱了“组织实体”的约束，甚或摆脱了社会实践的约束。把“企业或经济组织”抽象为“生产者或厂商”，把“组织中的人”抽象为“劳动力”或定义为“经济人”，逐渐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移向“资源配置”领域，并按照西方科学研究的标准或规范，导入数学分析的方法，进行逻辑实证研究；使经济学的外观形态，变得很像自然科学甚至数学，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规范而不容置疑。英国的罗宾斯（L. Robbins）据此明确界定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按照人们的目的，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并断言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问题（1935年）。然而，在那些关注社会命运的学者看来，比如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为一门“见物不见人”的“纯学问”，不关心人的社会行为，只关心商品的交易行为；无法客观而真实地反映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全貌，随着现代大型组织的兴起，经济学科在“组织理论”上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