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文化分析.PDFVIP

1997 年 11 月8 日國科會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研討會（「女性主義與文化」小組） 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 中央大學英文系何春蕤 外文學門的歷史意義變遷與女性主義文化分析的崛起 一個學門是如何自我描述，什麼是它的問題識框，什麼是它思考的方向和研 究進路，什麼是它處理的對象和方法——這些問題不但是學門之內不斷爭執討論 自我定位的場域，也常常是歷史眼界和社會氛圍的具體投射體現。台灣所謂的外 文學門是一個頗為近期的形成，早年為訓練外語人才以發展國際關係的需求從來 沒有自我侷限到無法容納更寬廣的人文素養，1950 、1960 年代的政治肅殺氣氛 更使得人文領域成為創作活力迂迴奔放的原野，不但對西方文學多所引介學習， 也在本地現實的創作關懷中開發出饒富深意的反思運用。 此刻當外文學門在整體社會亟思提升和整合的時刻回首檢視自身存在之 時，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兩個極有現實意義的發展1 。首先，外文學門雖然長年接 受各方壓力要集中於語言訓練的角色功能，但是在台灣（甚至全球）急速國際化 的過程中，語言訓練的功能逐漸被更有密集效率和普及率的商業性語言學校、在 娛樂中吸收學習的通俗音樂及影視媒體、愈來愈頻繁的旅行遊學所取代。另方 面，台灣亟思轉變其國際地位的努力，也使得學術研究成為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 環節；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和國際學者的到訪 ，伴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步專業化， 為台灣稍嫌單薄的學術成績單填下了一個個可觀的記錄。在這雙重的發展下，外 文學門的學術動力終於有了比較健康的發展環境。 這些國際視野的變化，部分的主導了外文學門的根本性質及功能變化，而另 外一些歷史社會的因素則深刻影響了外文學門的發展方向。人文科系研究主體的 女性化是高等教育開始發展後的基本趨勢：在政治局勢逐步民主化、經濟結構躍 升為國家發展重點的過程中，人文科系逐漸被邊陲化，被胸懷「大志」的男性研 究人員捨棄，但也因而提供給女性更多介入的空間，外文學門研究人員的性別取 向於是構成了其發展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1980 年代在台灣經濟實力累 積與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下出國深造的大量女留學生，遭遇的正是歐美國家在激進 社會運動衝擊沈澱之下形成學術典範更替的歷史時刻，女性主義詮釋方法開闢出 2 廣大的研究園地，也逐漸贏得學術的正當性 ；女性研究者高舉主體真實經驗， 1 參見拙作Josephine Ho, “Crisis Discourse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Humanities East/West 13 (1995):107-126. 2 參見拙作，何春蕤，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死胡同＞，《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批評》（台灣 1 終究在深奧抽象的新詮釋理論典範中找到成熟的發展，這樣的學術訓練和表現遂 成為女留學生學成回國後繼續努力的重要領域。而在本地的社會文化土壤上，女 性主義的語言異象接合了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女性主體浮現以及伴隨而生 的婦女運動活力，不但逐步成為文化想像和運動理論思想的泉源，也提供了理解 社會變遷的一個主要學術進路，並構成了此刻回顧「女性主義及文化」在外文學 門中定位的歷史節點。 這個非常簡略的歷史脈絡回顧，目的是要點出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的快速發 展是一個非常其來有自的現象，與其說它只是外文社群本身的性別法門或是趕搭 熱門的研究風潮，倒不如思考這樣一個研究進路在台灣社會氛圍中的文化意義與 權力操作。換句話說，女性主義在外文學門中的立足和蓬勃，有其文化政治的含 意(cultural politics) ，也因為這樣，我這次的報告可以算是我對女性主義研究方法 在台灣社會現實中如何運作的一種介入。 社會的、歷史的女性主義分析 我個人的文學文化研究取向及方法一向是社會的、歷史的。過去三年中對女 性主義情慾論述的研究也是如此，之所以採用這樣一個非常本土本位的進路，正 是因為我對千篇一律眼界、只追求實證斷言或抽象推演、不看歷史脈絡、不考慮 差異女性主體、不體認論述之塑造力量的那種本質主義式分析感到不安。畢竟， 如果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已經在文化脈絡中形成非常不同的性別權力和利益佈 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