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建国十七年的对外关系课件.pptVIP

胡适说过：历史学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夫，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夫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成历史的系统。 第九讲 建国十七年的外交 一、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 （一）“一边倒”研究介绍 1．关于“一边倒”的成因 第一种观点是“客观说”或“被动说”，就是在“一边倒”的形成过程中，更多地注重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外部力量的作用。理由是：应将其放到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大视野下去考察，在战后两极格局中，中共选择“一边倒”是逼不得已的，是中共对美国自抗战末期坚持扶蒋反共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反应[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一边倒”决策》,《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与转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第二种观点是“主动说”。认为“一边倒”的实施更多地是从中国内部需求考虑，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是中共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主动作出的抉择。最根本的考虑，是为了巩固中国的革命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孙其明《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一边倒”的确立过程中，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不只是“被动”的产物，也不只是“主动”的产物，而是中美苏三边关系互动的产物[胡礼忠《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 2．影响“一边倒”抉择的因素 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国家利益主导说”和“意识形态说”两种。 “国家利益主导说”将国家利益置于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该观点认为，“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满足时，其它的国家利益才能实现。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的需要。意识形态的吸引只不过是次要问题[金春明《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胡礼忠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也基本同意此观点]。 持意识形态说的人认为，中共的革命理想和当时的客观环境是首要的[刘建飞《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关系演变（1899-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决策》中既强调外部因素，即当时的国际环境，又强调了内部因素，即国家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 3．“一边倒”是“唯一选择”还是“一种选择” 传统的观点认为，“一边倒”是“必然选择”、“唯一选择”或是“唯一正确选择”。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认为，理论上讲，“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存在着其它政策选择的可能，但实际的情形决定中国不能像印度等国那样处于中立不结盟的地位。王志民的《再谈“一边倒”外交政策》从中美两国政策和决策考虑着手，认为“第三条道路”是一相情愿（《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 4．关于“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问题 主要涉及两点:一是“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定位，二是实行“一边倒”是否意味着丧失独立自主。 谢益显认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外交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根本使命。“一边倒”与新中国其它具体的外交方针一样，在当时都直接或是间接关系到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问题，都是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运用。薛钰在《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对“一边倒”政策分析》中认为，不能把“一边倒”政策简单地等同于亲苏路线，它只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表态，它的制定并不是盲目地追随苏联，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 蒋建农在《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在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是一切外交政策的灵魂，对新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具有指导作用。相对而言，“一边倒”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针对性很强的外交政策，是外交事务某一方面的具体原则，它与其它外交政策一样，秉承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一边倒”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产物，是中共领导人从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坚持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感情的原则，在外交上自然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但在具体政策上，中国是独立的，特别是远东与中国的问题上，中国是自主的。在国内问题上更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而叶自成在《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认为，在与苏联结盟的条件下，实行“一边倒”只能是中国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