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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西方的历史影响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周边国家的宗主国，也是不少西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至少充满理想色彩。儒家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起到过相当的启迪和推动作用，而文艺复兴正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背景，故可以说，儒家对西方文明有过重大影响。换言之，西方现代文明含藏着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元素。 　　元明为中华政权，处于儒家文明的衰退期，但对同时期的西方来说，依然颇有新鲜感和超前性。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我认为，儒家对西方产生重大政治社会影响和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应自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肇端。 　　《马可?波罗行纪》相当翔实地记载了元朝政事、战争、宫廷、节日、游猎和大都的经济、文化、风情、风俗等情况，盛赞元朝的文明强大和昌盛富庶，让西人有机会一窥如画似梦的东方文明盛景。 　　门多萨神父编写，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的人伦道德、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地理风物、军事武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系统地塑造了中华帝国神话般的形象，有溢美也有中肯的认知，让西人意识到，庞大的中华帝国在文明的许多方面都优于欧洲，并可能成为欧洲努力的方向。 　　《中华大帝国史》描述了中国人的外貌与秉性，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心灵手巧、聪明开化。“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他们有一套自己关于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的看法”。“他们是个喜欢宴乐的民族，什么时候都避免悲伤”。中国人不喜欢战争等。 　　门多萨说广东人像柏柏尔人皮肤较黑，内陆的中国人像日耳曼人。在中国居住的还有摩尔人、蒙古人、缅甸人与老挝人，偶尔也能见到欧洲人。 　　所有臣民在天子统治下生活在和平的帝国秩序中，拥有一种可想而知的幸福。他认为中国最令人仰慕的是政治制度，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令人好奇的人物。 　　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为西方提供了更为真实的中华文明的信息。他说：“中国政府的治国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 　　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们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 　　《利玛窦中国札记》站在神本主义立场上对明朝赞叹不已，所描述的中华帝国俨然一个由哲人王治理的“现实乌托邦”：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作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把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是《中国的政府机构》。他写道：“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利玛窦赞美孔子：“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述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尽管在利玛窦看来儒学并不符合基督教义，却是异教中最完美的。他认为，四书五经“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与人合作用拉丁文注释四书，以帮助在华教士学习和了解儒学。 　　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西方传教士曾德昭，为“东学西渐”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于1613年（明末）来到中国传教，并同时学习中文，在中国一共待了二十二年之久，著有《大中国志》，介绍了明朝政治制度法律、政府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物产、民俗，等等，对科举制描述尤为详细。 　　曾德昭特别强调了科举制“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原则。他写道：“普通老百姓不分职业，均可投考”，但“军士、保镖、法警、恶棍、刽子手及妓女监护人”被摒弃在外。 　　他与利玛窦一样也把科举的三种学位，即秀才、举人、进士比作西方社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他说：“那些仅仅是学生，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人，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只被人尊称为绅士。大家把他们敬为国家之灯，中国人知道应如何尊重确实值得尊重的人。” 　　利玛窦及其继承者们认为，中国实现了柏拉图“作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统治地位”的理想。在《利玛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