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看元代文人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docVIP

从元杂剧看元代文人个体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 　　摘 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文化，文人成为天之骄子，位居“四民之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文人既定的人生道路，“读书仕进”成为实现个体价值的固有模式，直到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段时期科举中断、仕进阻绝，文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数文人“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在这样苦闷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构建实现人生价值的新方式：习武仕进。 　　关键词：元杂剧 文人 个体价值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初，尚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文化处在落后的状态，蒙古族最初“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识汉文，如至元年间“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2}。“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3}元蒙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尚武轻文，对高深的儒家文化难以理解，出于对本民族统治政权的保护，他们不重视儒学，歧视文人。当时社会人们被分为十等，文人被视为最下层，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时人曾感叹道：“嗟乎卑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4}再加上“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前途无望。元朝官制以“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为原则，元世祖在至元二年（1265）定制：“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刺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因此形成“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5}的局面。广大文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一系列信念在元代完全失去了意义，于是他们在这样的困境中开始探求个体价值实现的新方式。 　　科举法废，文人读书、求仕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被阻，一些执着于此途的文人惨遭打击、摧残，最后酿成悲剧。《蝴蝶梦》中王氏三兄弟走着传统文人既定的人生道路，“都不肯做农庄生活，只是读书写字”，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一举首登龙虎榜”，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但是，在“儒人颠倒不如人”、民族歧视政策严重、科举考试极其不公、社会黑暗、秩序混乱的元代，这可谓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父亲在街上无故惨遭具有特权的皇亲葛彪打杀，愤怒的王氏三兄弟为父报仇，在争执中杀死葛彪而获罪。在公堂上，主审官不问事情原委、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在“只敬衣衫不敬人”的社会里，可怜了白发老母亲四处讨饭为狱中的三个儿子找吃的。当经历这一切黑暗、不公后，王氏三兄弟彻底看清了现实，明白了传统文人既定的人生道路在元代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在仕进无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身陷囹圄的三兄弟嘱咐母亲，将曾经被文人看作可以安身立命的儒家经典卖掉，换些钱财把父亲安葬了。这可谓是一个悲剧，是王氏三兄弟的悲剧，也是儒家文化的悲剧。《救孝子》中的杨谢祖，从小习文，然而，在元代读书、求仕这条路甚是艰辛，除了极少数能位极人臣的文人外，进入仕途的大部分文人只能沉抑下僚、为虎作伥，帮助素质低劣的元蒙官员欺压百姓。这一点，杨谢祖的母亲李氏也心知肚明，所以她劝小儿子杨谢祖：“休学这令史咱，读书的功名须奋发。得志呵做高官，不得志呵为措大。你便不及第回来呵，只守着个村学儿也还清贵煞。”在元代想通过读书、求仕而得高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又不愿俯首就吏成为统治者的爪牙，他最后的命运也很可能是“只守着个村学儿也还清贵煞”。如此也好，可是位于社会最下层的文人，结局往往十分悲惨，想一心“守着村学儿”也不可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想竟受到“欺兄杀嫂”的指控，惨遭严刑拷打，险些送了性命。杨谢祖的遭遇并非偶然，而是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走读书、求仕道路的传统文人遭遇的必然困境。《潇湘雨》中的崔通，以传统文人自居，他自诩“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幼习儒业，颇看诗书”，依然沿着传统文人读书、求仕的人生道路奋斗，但是在士失其业、士风大沮的元朝社会里，他不再皓首穷经，钻研儒家经典，而是不知廉耻、溜须拍马地讨好素质低劣的元朝官员。中了状元之后，他又背信弃义抛弃原配妻子张翠鸾，娶试官赵钱的女儿为妻，并将千里寻夫的翠鸾诬陷为逃奴，脸上刺“逃奴”二字发配沙门岛，嘱咐解差“一路上则要死的，不要活的”，可见其穷凶极恶。张翠鸾在潇湘驿与失散且升为廉访使的父亲相逢，在父亲的帮助下，将罪恶之人崔通捉拿。在封建礼教的制约下，翠鸾选择原谅崔通，并与其重合，但将试官女儿脸上刺“逃奴”二字，并打作梅香，侍奉自己。表面上的大团圆，实则是个悲剧，一个由文人崔通引发的悲剧。在元代，科举求仕的道路已注定走不通，而文人崔通却要强行而为，虽然取得功名，但对于自身是个悲剧，他已经丧失了传统文人应有的道德和修养，也造成了翠鸾与赵家千金的人生悲剧。 　　与上述不同，一些文人在元杂剧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