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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龠》看钱穆先生之考据观 　　摘 要：《学龠》是钱穆先生关于治学方法与门径的著述，从钱先生所谈本人治学方法以及对古人读书方法和学术源流的介绍，可以对其考据观有一个整体感知，从而进一步了解钱穆先生的学术文化思想。 　　关键词：学龠 钱穆 考据观 　　钱穆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学贯四部，在文化思想史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其中考据、义理、辞章的关系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和根本方法。他对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空疏考据做了强有力的批判，因此研究其考据观对于掌握其学术文化思想有重要意义。《学龠》一书是钱先生关于治学方法与门径的专著，虽然简短，但其中对钱先生治学之法有很多概括和提炼，从中可以对钱先生的考据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善于运用考据方法 　　钱穆先生的考据观首先表现在其将考据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钱先生认为考据是考证知识是非的方法，一门学问的确立必须建立在明确证据之上，“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1}。从中可见，钱先生不是狭义地将考据解释为音韵、训诂、校勘等，而是包含更广泛的含义。这一点他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中谈到曾国藩时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2}正因为考据是一种方法，因此它适用于每一门学科。 　　其次，钱先生是以历史考据走向学术界视野的。他1930年就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涉及当时学术界诸子研究的诸多方面，如诸子的生卒年、生平事迹、思想渊源、文献版本、古籍真伪等重要问题。该书序中说：“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3}正因其雄厚的考据功底，顾颉刚推荐他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同年，他在《燕京学报》发表考据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条材料，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4}，打破了清末民初学术界流行的刘向歆伪造群经之说，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学龠》一书中钱先生在谈到治学方法时，多次运用考证、训诂、校勘等考据学方法。在《本论语论孔学》中，钱先生围绕一个“学”字，探究孔门所学。一方面他从横向摘出明显提及“学”字诸章，会通阐说，力求为当时孔学粗略描绘轮廓；另一方面他从纵向对历代诸儒意见均有取舍评骘，旁征博引，论证丰富。在《朱子与校勘学》中，对朱子的《韩文考异》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此书“义理、文章、考据，兼容并包，一以贯之，而更无遗憾矣”{5}。这些论著都不乏字义训诂和考证材料，并经常引用阎若璩、毛奇龄、戴震、何晏等大家著述，论证材料非常丰富。 　　第三，钱穆先生作为学术“通儒”，不仅是历史学家，更是地理学家，他认为文学与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地理。《学龠》中所收两篇《历史与地理》《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是其在香港讲学时的讲稿，两篇都强调了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并讲述了他考据研究的过程。钱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从经学入门的，他谈到“对地理知识乃在《皇清经解》中开始获得入门”{6}，其中有一部阎若璩的《四书释地》，把四书地名一一进行考据，钱先生曾说：“我因读了《四书释地》，才懂得考据之学，才懂得地理知识之有用，才懂得如何在历史上活用地理知识的方法。”{7}除了历史地理，他又谈到文化地理、经济地理、宗教地理，每一个方面都值得发掘和体会。如钱先生提到“若有人能把《全唐诗》分着地域做研究，其中也必有许多新发现”{8}。1932年，他在《清华学报》发表《楚辞地理考》一文。这篇文章乃是他1922年赴厦门集美大学任教时偶然发现的问题，1922年12月他撰成首篇考据学性质的文章《屈原考证》，该文是钱先生因读王夫之《船山全书楚辞通释》受到启发所写。{9}该文通过考证《楚辞》地名，推论到地名时常会随着民族迁移而转移至另一区域的现象。{10}因此，钱先生对地理的关注和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教学与实践中的。 　　钱先生既然如此熟悉使用考据学方法，却又为何对清代乾嘉尤其是近代的考据学提出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是否又与第一部分所述产生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钱先生的批判对象到底是什么。 　　二、“博通”与“专精”之辩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特别提出一个“通”字和所谓“专家之学”的“专”字。钱先生的考据观就体现在其不断从专到通、由通返专、由专再上下贯通的循环过程： 　　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11} 　　钱先生认为考据必须建立在博学通识的基础之上，切不可断章取义，失去做学问的本真： 　　当时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此情真可浩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