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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有文库》看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摘要】一个好的出版家，既要有文化理想，还要有出色的出版能力，尤其是要有敏锐的出版眼光。王云五无疑拥有这些素质，这从他主持出版的《万有文库》可以看出。王云五的这种出版素质对当下的出版界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万有文库》；王云五；文化理想；出版能力；出版眼光 　　【作者单位】陈义报，《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21世纪伊始，东邻日本一本《出版大崩溃》传入我国，引发了国内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忧虑，业内人士对出版未来忧心忡忡。笔者认为，当下的传统出版固然在新兴媒体冲击以及纸质阅读需求萎缩等因素影响下而告别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好时光，但庞大而发展中的中国市场仍然给传统出版带来很多机会，总体而言，传统出版在中国还没有成为夕阳产业。其实，国外的这种出版危机和困局对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使得我们对未来的出版方向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未雨绸缪。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也是一种机遇。当然，要想把这种危机真正转化为机遇，则需要一批有文化理想、能力出众且有敏锐出版眼光的出版家。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家。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就是一个转型时代中，出版人如何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出版的成功案例。王云五为后人称道的出版业绩颇多，而本文则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万有文库》为例，以此探讨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以期对当下的出版界有所启示。 　　一、文化理想和出版能力的有机平衡 　　出版是个很奇特的行业，这种奇特主要体现在其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文化属性，另一是商业属性。出版家如果只注重前者，恐怕出版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如果只注重后者，那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出版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也会影响其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就需要同时兼顾出版的这两种属性。 　　中国现代早期的出版家大都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进入出版行业的。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阶层影响巨大，顾炎武曾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是兼济天下，可废除科举制度导致这一现实途径消失。于是，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知识分子在“断裂社会”中从此处于漂浮状态[1]。既然原先通过读书进入社会上层且实现人生价值的传统路径被这一巨变切断，那么知识分子阶层只有另寻出路。这时现代传媒和出版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于是，许多知识分子转换身份进入这些新兴的文化机构。知识分子阶层虽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几千年内聚的文化理想并未因此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出版家天然具有浓厚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在当时语境下可概括为“出版救国”。这些出版家把自己的文化理想付诸这些文化机构中，以求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泽备世人。因此，在王云五那一代出版家看来，出版是“经国之大业”，是一个大变局时代中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的领域。诚如张元济所言：“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2]试想，在那个不算太平的时代，王云五以一民营出版机构之力出版《万有文库》这样一套体量巨大的丛书，从商业风险角度而言不可谓不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存在恐怕是无法进行的。 　　这种出版文化理想在王云五出版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个是坚持“教育为本”，另一个是坚持“文化普及”。对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说道：“本馆深知出版物之性质，关系中国文化前途，故慎思考，确定统一出版方针，即一方面发扬国有文化，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3]。如此看来，王云五吸收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思想，认为国家要振兴，关键在于要提高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国家的关键在于国民，国民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国民，也在于其要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所以他公开打出《万有文库》为“灌输科学智识，振发民族精神”服务的旗号，也反复说明“以整个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普及人生必要的学识”的编纂目的。在那个渴求新知的时代，《万有文库》以其包含各类科技知识在内的现代文化小丛书，连同大量中外名著进入中小城市及县镇乡村，满足了这些地区青少年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对新知的需求，使得他们有机会选读各科有关图书，得以较系统地接触世界名著，接受现代文化和现代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云五的出版文化理想在《万有文库》上得以实现。 　　当然，文化理想对一个成功的出版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缺少这个，出版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会赚钱的书商。但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家，仅有这种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出版所需的基本能力。只有这两者有机结合，一个成功的出版家才有可能诞生。从王云五出版《万有文库》来看，这种出版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际能力、敏锐的商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