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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活与群体镜像的乡土书写 　　摘 要：“无乡土，不鲁迅”，借助个体生活的乡土书写，如《阿Q正传》、《故乡》，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之路。发展到30年代，茅盾又以《春蚕》开启了群体镜像的乡土表达。从个体到群体，从逃离到回归，从鲁迅到茅盾，乡土文学的样貌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个体；群体镜像；乡土表达 　　作者简介：王晓红，女，1991年10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因其特征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载体而迅速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形成了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从五四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小说的种种样貌，如京派乡土小说、社会乡土小说、知青乡土小说、“寻根”乡土小说等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国外引进的，要在本国土壤上扎根，就必须提倡乡土艺术；要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概念化弊病，就应当提倡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要是中国新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必须发展本土文学，从乡土中展示民族特色”，乡土小说自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承担着一种重任。值得注意的是，乡土小说从开创到发展，有两种趋势至关重要：从个体的开创到群体的转向，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鲁迅和茅盾。 　　一 　　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乡土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自然会被纳入到新文学的反传统书写体系中，形成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创作主题之一：离家。逃离封建的家庭和礼教“吃人”的乡土成为青年离家进城的潮流，这不仅仅只是作家笔下的青年对家庭激昂的反叛，事实上，它是当时社会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被时代裹挟进城，或求学或谋生，新的文明带给他们新认知方式，“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五四乡土小说派就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在这种社会关照下形成的。 　　从鲁迅说起 　　鲁迅被视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从《狂人日记》开始，《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浸满了乡土气息，从某种程度上说，“无乡土，不鲁迅”：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对新文化运动和传统的态度都是借助乡土表达出来的。 　　“鲁迅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情感始终处于难以弥合的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以《阿Q正传》为代表；一方面又是眷恋和乡愁的文化情感，以《故乡》为典型。和《阿Q正传》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不同，《故乡》提供了另一种乡土关怀。 　　《故乡》创作于1921年，严冬回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仓皇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记忆中的美丽和现实中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乡》以“我”的视角出发写了几组关系：闰土和“我”、宏儿和水生、闰土和杨二嫂。少时的我们是那么童真无邪，现实中我俩的关系却因“老爷……”而变得隔膜和可悲。少年闰土是有趣无虑的，中年闰土只剩下辛苦麻木。在对杨二嫂贪小利的鄙夷中，闰土的沉默在“我”的眼中变得同情。希望又寄托在孩子身上：宏儿和水生，类似当年的“我”和闰土，“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肆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只是这份希望满是悲凉。 　　《故乡》中满是“我”的生活，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不断交错闪回，个体生活的描叙中表达了“我”的乡土思考和关怀。与《阿Q正传》不同，故乡不带有那么强烈的未庄集体文化符号意味，批判的理性意识也并没有那么浓郁，相反在温和的回忆和对照中，表达了一种“隐现的乡愁”和人道主义关怀。与现实相比，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儿时的玩伴是天真的；而今，故乡是萧索的，闰土“苦”得像木偶人：多子、苛税、兵匪官绅，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重负让活泼的闰土变得沉默、麻木，对此种种压迫和剥削，闰土式的不幸下层人却没有太多反抗意识，他们只是全然接受并继续苦痛生活着，一种巨大的悲观情绪也浸透字间。“在寻觅二十年前那英俊少年的面影而不得时，鲁迅那种‘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的悲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