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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解读 　　摘 要：读书即读人，读《先秦诸子系年》能学到新颖的知识，更能读出一代大师钱穆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其中治学方法，尤其值得后代的学子学习。 　　关键词：治学方法 考据 订正 　　钱穆先生早年注重考据，其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一生得意之作，他在自序中称自己“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 可寻指”。顾颉刚也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在考证诸子的方法上，他深受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比较熟练自如地运用考据学中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去考辨诸子的生卒年事。书名以考据，实则因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可谓是史料学的一种体现。史料与考据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之所以获得如此交口赞誉，是因为将它与此前的同类型著作相比，的确有高出一筹之处。钱穆先生在书中指出自乾嘉以来清人治诸子的弊病，概而言之有三点：第一，前人考论诸子年世，往往各治一家，未能贯通。而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是把诸子放在二百年的联系比对中整体研究的；第二，前人考论诸子年世，详其显著，略其晦沉，所以关于孔墨孟荀的考论很多，关于其他各子则往往嫌其疏略不实。此书着眼广泛，对于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如对于齐之稷下学宫那些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的学人，无不为之钩沉发微，梳理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等等，使之秩然就绪、灿然条贯；第三，前人考论诸子年世，一味依据史籍，不知辨误校勘，尤其视《史记?六国年表》为圭臬。钱穆此书所以能比前人多有创获，与他全面收集相关史料，且用力比对校勘，发现前人惯用书籍如《史记》的错误等等，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作者自己认为本书“用力最勤”的方面，陈寅恪赞誉的“据《纪年》以订《史记》之误”指的也是这个。书中不仅据《竹书纪年》校勘《史记》，据书后引用书目索引，全书引用《竹书纪年》共四十三篇，又引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韩怡《竹书纪年辨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正》、《竹书纪年考订》等书数十处。而且，又以诸家考论《竹书纪年》之书互相参证商定，以纠正《纪年》之脱误，如卷四《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篇便是，作者用心真可谓精深精湛也。 　　《先秦诸子系年》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是与孔子有关的考订；第二卷是墨子等诸子考订；第三卷是商鞅等考订；第四卷是古书记载有出入之处的考辨。另有《通表》四篇、《附表》四张，与考辨文字“起讫相应”，提供对照，方便读者。通表为纲，考辨为目，通表如经，考辨如纬，如此纲举目张，经纬交错，将晦涩难解的先秦学术史编织成条理清晰的立体画卷。 　　以《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是《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最大的特色。历来考订诸子世事，多据《史记?六国年表》，而《六国年表》实多错误，未可尽据。钱穆先生订正《史记》记诸子之误，所用之书是先秦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记》五条证据，并根据《竹书纪年》订《史记》记诸子年代、行事的讹误，颇多学术创获。朱自清在1933年3月4日的日记中记道：“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 　　《先秦诸子系年》虽然是一部考据诸子生平、学术渊源的考证之作，其实是贯通春秋晚期经战国至秦统一大约三百五十年的学术、思想、政治的历史，而且书中引据多种书籍，可谓是史料学的战国研究史，对战国史的研究贡献尤大。《系年》考订战国史实贡献极大，可从是书卷三《苏秦考》中得一说明。《史记》载：“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钱穆认为《史记》载苏秦说七国辞，皆本《战国策》，其辞多出自后人饰托，并非历史实情，而此事又关系战国史实甚大，不得不加以明辨，故作《苏秦考》一篇，从当时列国强弱之情势着眼对苏秦主合纵、佩六国相印拒秦之说的真伪一一详加考证。自秦始皇焚书，诸侯各国史籍被毁，仅存《秦纪》。但《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特别是秦孝公以前，地处雍州西陲之地、经济文化落后的秦国，不与中原诸国会盟，中原诸国以夷狄视之。故《秦纪》所载中原诸国之事甚略，且不免多错误。秦末楚汉之际，项羽火烧咸阳，连“文略不具”的《秦纪》也大多被毁。诚如《四库全书董说七国考提要》所言：“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唯七雄云拢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度荡然不可复徵。” 　　经秦火一焚，史书缺失，史实很难证实，后世学者视战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