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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制度研究 　　摘 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从高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培养；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61；G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9-0004-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 27% 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 即将到来，进入老龄化社会，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对于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人口红利”指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人才作为劳动者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其创造能力也相应地高于普通劳动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种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个体系里重新组装，由此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为同时具备思维力、想象力与知识智力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嬗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我国自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少儿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进入二十世纪末，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儿人口（ 0岁～14 岁）比例从 36.3% 到 22.9%和16.6%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9.3% 到 70.2% 和74.53%。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的抚养负担。根据对1978―1998 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的年平均9.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 ，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其他为3%。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 为5.6% ，2000年为7.0% ，2010年上升为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我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消耗，只能换来粗放式的增长。只有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高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