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不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docVIP

八股取士不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考试，朱元璋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65-04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15课《明朝君权的加强》第一目叙述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如下第一，改革行政机构，第二，设置特务机构锦衣卫：第三，八股取士。学界对前两个措施多无异议，但是八股取士是否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就值得商榷了。 　　教材中讲八股取士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已经固化，“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原因之二是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与内容十分偏狭，“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教材由此得出：明太祖通过八股取士，禁锢考生思想，“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 　　上述观点的史料来源应出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果如这段史料所言，明太祖与刘基规定科举考试为八股取士，那么，说明太祖以此加强君权也是史证确凿，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答卷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吗？《明史?选举志》中说明太祖时科举考试第一场的答卷文体是“略仿宋经义”。所谓“宋经义”指的是宋代时期的经义文，也称“时文”。宋代经义文有着基本固定的格式，从破题到结尾分为十个段落，所以经义文又被称为“十段文”。这十个段落指的是“破题、承题、小讲、缴结、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这与成熟八股文体的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小讲）、入手、提股、虚股、中股、后股，大同小异。如果洪武年间科举文体，确是“略仿宋经义”，那么教材的观点大致无差，只是十个段落与八个部分的区别而已。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考察洪武初年的科举时文发现：文章是“开头先回答题目的问题，为文章的主意，然后再逐层加以展开论述。其文章皆非八股，而类于论体，也没有其他框框的束缚”。至少说明洪武初期的科举文体较为自由，不像宋代经义文体那样限制严格，也没有必须分成八个部分。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立科举条例后，科举时文的结构也没有严格受限。 　　如果说八股文的程式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一成不变，但八股文体“不能灵活的是，以八股组成的四比，每比一定是相对成文的偶句，不能是互不对称的散句。这就是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所在”。 　　明朝初期，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时期，科举时文多数并不符合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古文味道浓厚，比偶的形式没有形成定制。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会试，进士薛碹的文章还是不拘于对偶格式，“行文古逸”，写的文章主体部分甚至是“四股只是四段散体文字，不求对偶自然生动”。 　　明朝初期的科举文体形式较为自由，不刻意要求比偶的原因是经过元朝的统治和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经义文反趋朴实”，在形式上没有宋代经义文的限制严格。这股朴实的文风，影响久远。“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文章的对偶要求才逐渐严格，“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后世论者有以唐诗的演变为喻比附明朝科举文体的变化：“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的科举考试文体较之后世来说尚未定型、成熟，相对自由、松散，没有太多的规定与限制。有学者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变成繁复严密的程式。……明朝建立后承平日久，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二、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吗？准确地说，明朝科举第一场考试的题目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洪武初年的科举考试既考对经义的理解和阐释，也考查士人对应用文体的掌握和对政务的了解，还考查骑射等军事素质，“充分体现了太祖皇帝务求全才、注重实际能力的用人思想”。洪武十七年（1384年）颁布《科举程式》后，“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