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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岳阳地区洪涝灾害成因 　　一、自然因素 　　岳阳地区是湖南乃至全国洪涝灾害的集中爆发区。究其自然原因而言首先是由于岳阳地区洪水的来源广，洪峰大。 　　从岳阳地区洪水的性质和来源分析，主要来自“三水”为患。第一是“西水”即长江上游来水，长江源远流长，积雨面积广。自宜昌以下，洪水峰不高但流量大，往往前峰未落后峰又起，重叠复峰连续出现，高洪时长江水倒灌三江口，与洞庭湖水相顶托，岳阳地区洪水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南水”，即湘资沅澧四水南注洞庭之水。汉水之水称之为“北水”，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的洪峰常与长江干流洪峰相遇，堵住汉口以上长江水流下泄，造成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泛滥时间延长。一般来说，“南水”先到，“西水”相随，“北水”殿后。“三水”的洪峰若交错出现，则洪涝灾害的危害较小，若同时迭加，则往往酿成巨大的洪涝灾害。 　　其次，岳阳地区降水的时间分布不均和相对集中是导致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因素。 　　岳阳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降水的季节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具有春夏多雨、秋冬少雨的特点。春夏两季的降水量往往达到了全年总降水量的70%以上，往往造成集中降水。而这种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和岳阳地区水灾发生时间是基本吻合的，这充分说明雨量的多少是水灾能否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泥沙淤积，洞庭湖的蓄洪能力日益削弱。 　　岳阳辖区内河道网织，湖泊密布，水系极为发达。市境四周，诸水蝟集。长江干流和四水皆倾泻入湖，大水裹挟了大量的泥沙入湖，泥沙淤积，湖面不断缩小，蓄洪能力日益削弱。作为我国昔日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清代前期尚有6000多公里到，清末缩小到5400公里，到1932年下降到4700公里，到1947年时更是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3100公里。”随着湖泊的不断萎缩，蓄水功能不断减弱，使得洪水的水位不断提高，水灾的频率不断提高。 　　二、社会因素 　　第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水土流失加剧森林等绿色植被具有含蓄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功能，对于预防和减少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岳阳地区的植被状况是较为优越的，因而水土保持的也较为良好。但是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于岳阳地区特别是环湖地区的开发力度不断增加。对于岳阳地区植被的破坏也日益严重。民国时期湘江流域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是既有森林的不断破坏，森林的覆盖率不断下降，导致土壤无法有效的吸附雨水，使得洪水的强度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加重了水土流失，湖泊不断的淤积，降低了其调洪、排洪的能力，加剧了洪涝灾害的频率。 　　第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也是大规模洪涝灾害不断加剧的重要因素。 　　岳阳地区的洲土围挽始于宋代“祥符、庆历间，民始盗湖田。”此后湖区的围垸日益增多，以此相对应的是湖泊水面的不断缩小。民国初期，因欲增加税收，岳阳地区再一次出现了围垸高潮。政府拨款围挽官垸，民众争相围垦私垸一时之间，八百里洞庭被片片分割，在难见当年浩浩汤汤之况。而肆无忌惮的围垦，与洪涝灾害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应该说民国时期岳阳地区对湖洲的围挽规模之大，成田面积之广，都非前代所能比拟。然而，“人与水争地之利，水必与人争地之殃”。从这个角度讲，洪水的肆虐，实在是人类任意改变自然，过度索取的报应。 　　第三，发展停滞、政局动荡、社会黑暗、贪腐横行加剧了灾害。 　　洪涝灾害的发生自然有其自然因素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人事也会影响天变。民国时期岳阳地区的洪涝灾害频繁，首先与当时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治腐败造成的。孙中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而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已经是常识中的事了。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 　　首先政府的腐败不堪使得水利不兴，工程废弛，水利设施严重失修老化。水利行政事业的进行是预防和抵御洪涝灾害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事业由于政局动荡变动频繁。水利行政机关更是空有其名，而无兴修水利之实。水利工程的修建，是防御水患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的修建，关键在于水利资金的筹措。民国时期湖南当局虽然也多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兴修水利，以惠灾黎，但始终却未见其实际的行动。水利建设资金极端匮乏。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无数的贪官污吏从本就微薄的水利资金中谋取私利，克扣挪用，致使堤务建设始终难有进展。“1925年，湖南省府秘书长易书竹调查华容县护城堤垸账目，一年仅扫帚费就达800元，牙刷牙粉费1200元，其克扣挪用之状暴露无遗”。政府如此，地方上的豪绅们更是把水利工程当做了聚敛财富的手段，所征费用经过层层侵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