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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王思治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是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他85 诞辰暨“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地应邀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清史研究所更是我今生今世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自然有深厚的感情，而思治先生则是与我相识、相交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在与他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治学风范。因在会上以“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为题做了简短发言，以抒发对思治先生的怀念。 　　我有幸早在1956 年就和他相识，那时我初跨进人民大学历史系门槛，在本科中国革命史专业学习，思治先生则是刚由中国历史研究生班毕业而走上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我们在学习中国通史课时，除主讲教师外，还配有辅导教师，而思治先生恰恰是我们班的辅导老师，由此我与他结下师生之缘。当时，学术界正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范老是西周封建论，郭老则是春秋、战国之交说，而尚钺先生又主张魏晋封建论，各持己见，百家争鸣。我与正上中国古代史课的同学们也都很关注这方面的争论，我们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辅导老师王思治，在1956 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有长篇论文---《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当时，《历史研究》创刊不久，能在该刊发表文章的大多是史坛前辈和史界名流。那时，不过二十七、八岁的思治老师就能在该刊发表大作，一下子就奠定了他在史学界青年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同学们都很仰慕他，对其学术论文都争相传阅。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其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而同意范老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记得某天晚上他到班内进行辅导时，我和几个同学，围着他进行讨论，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他的魏晋说表示质疑。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思治老师并不以我们幼稚的诘难为忤，反而鼓励我们学习中就是勤于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还心平气和地与我们进行了平等的讨论，耐心地引导我们如何掌握史料，如何把握相互争论的焦点，通过这样的讨论，一下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因为当时下面有传言，说什么“王思治个性强，恃才傲物”。但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们却毫无这样的感觉。 　　1960 年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但并非在历史系，而是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思治先生仍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并在校刊---《教学与研究》做编辑，虽不在一个具体单位，却不时在各种报刊上读到他有关“农民战争”、“论清官”、“道德继承”、“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使我进一步感到思治先生是一位好学深思，思想敏锐，有深厚思想理论功底，有学识、有才气的学者。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在十年动乱中，人民大学是重灾区。还遭到被撤消停办的厄运，1969 年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被赶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而我与思治则同被安排在干校的基建连。要建造自己住的房子，因为余江县是红土丘陵地带，到处是红石、红土山岗，当地人都采用红石盖房。因此，干校组建了150 多人的基建队，我们这些队员们，白天不管是烈日暴晒，还是刮风下雨，都坐在石头地上，一手拿锤，一手持钎，打出一块块红石，用来垒墙。晚上在挤睡在一个长宽各几十米、深四、五米的大石头坑里，我和思治同志的床铺又紧紧相连，头脚相对地睡在一起，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那时，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政治学习，进行斗私批修，精疲力竭，整天摸爬滚打在一起，一个个都斯文扫地，也就没有了师生局限，都是“老张”、“老王”称之，有时对尊者、长者名字后面加个同志，如“胡华同志”、“戴逸同志”等。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中共处了三年。精神上的折磨，远远大过肉体上的痛苦，那时，思治同志四十岁左右，我则三十岁出头，正是读书治学的黄金时代，而大好的宝贵光阴，却在无声无息中被消耗掉，谈何读书治学。而这却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治学经历史共同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因而我们在交谈中也无什么怨言，有时顶多是相互苦笑以示慰藉而已! 　　不过，历史总是在曲折迂回中发展前进的。1972 年发生林彪折戟沉沙事件后，政治形势逐渐向好的方面稍有转化。当时刚被“解放”的人民大学副校长，也是明清史学家的郭影秋，上书北京市和中央，建议重新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纂清史。因为早在1965 年秋冬，中宣部就曾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郭影秋还被任命为编委会主任。此事，因“文革”爆发而被搁置。为此，他旧事重提。幸好，他的建议获上级审批。决定以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再从其他系所抽调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以四十人建制为规模的清史研究小组，郭影秋还亲自兼任组长，副组长有尚钺、罗髫渔、胡华、袁定中等。由于思治是原历史教研室成员，自然被纳入清史研究组之列。我则被当时同在干校劳动的戴逸先生推荐，被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