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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文化生态与本土音乐交互性解析 　　一、文化生态学的源起 　　1955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 H. 斯图尔德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认为受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虽然斯图尔德为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的理论中极大关注了“环境对文化造成的影响，至于文化的存在与运作如何对周围环境施加反作用，被他在不经意间忽略了”。 　　因此，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对“文化生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认为文化生态还应包含社会环境，即文化生态由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组成。近年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被极大运用于旅游开发、非遗保护、民间音乐传承、中西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将传统音乐文化置于其所依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环境中进行多维考量，能较系统且具创新性地认识文化兴衰的种种历史缘由。本文便试图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探寻，分析其与南京本土音乐( 含非遗文化) 的交互性，为其后续可持续发展寻求崭新的理论视野。 　　二、南京文化生态与本土音乐的交互性 　　四大古都之一南京，古称金陵、建康，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江苏省西南部，属宁镇扬丘陵地区，以低山缓冈为主，拥有秦淮河、金川河、玄武湖、莫愁湖、百家湖、石臼湖、固城湖、金牛湖等大小众多河流湖泊，水域面积达11%以上。此外，南京亦是长江下游唯一的跨江发展城市，山川绿地资源丰富，素有“龙盘虎踞”之称。主城及周边由东向西有钟山、富贵、九华、鸡笼、五台和清凉诸山，城北连接城西有栖霞、乌龙、幕府、狮子、四望、四明诸山，以及城东连接城南的青龙、黄龙、雨花台、牛首、祖堂诸山。外围区域有六合北部平山、灵岩山等，以及溧水东庐山、无想山等。天时地利造就了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在此建都。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有着400 多年的建都史，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是南京历史文脉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而南京本土音乐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南京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特色明显的本土音乐文化遗存，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相继成了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 年，江苏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69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24 项。其中，和南京本土音乐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 项，如南京白局、古琴艺术( 金陵琴派) ;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 项，如六合留左吹打乐、高淳民歌、南京评话;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 项，如六合鲜花调、西善民歌，共计42 项。但若结合省内外知名度进行考量，目前认知度较高的本土音乐体裁分别为秦淮区的南京白局和六合区的鲜花调。而这两种分属曲艺和民歌的不同体裁亦强烈显示出与南京文化生态环境的交互兼容性。 　　( 一) 南京白局 　　南京地区唯一的方言说唱曲艺，同时也是最早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白局，形成于元朝末期云锦织机房，是云锦工人闲暇生活中自娱的说唱方式。相传在过去，表演时不取报酬，故有“白唱一局”的说法，因而得名南京白局。在形式上，白局用纯正南京方言进行念白，同时配以极具特色的曲牌填词演唱。白局曲牌大多源自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如《虞美人》《剪剪花》《满江红》《银柳丝》《梳妆台》《清板》《八板》《流水》《九连环》《滚板》等，曲调婉转动听，极富江南特色; 白局的伴奏多采用江南丝竹乐器，如竹笛、三弦、二胡、琵琶等，再配上板鼓、碟盘、酒盅等特色打击道具，表演起来非常生动有趣; 表演内容涉及金陵美景、秦淮美食、历史传说、节庆民俗、方言俚语等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誉为南京民间文化百科全书，对于研究南京人文风俗具有极大的历史贡献。这其中，南京方言的运用是白局的一大特色。南京方言，在这里指的是南京城南地区的老话。而“南京城南”这一说法实际可追溯至明太祖时期，当时老城的南部以夫子庙为核心，东西至城墙，南至中华门，北至白下路，是南京居民最密集的地区，延续至今，称为“老城南”，包括南捕厅、牛市、老门东、老门西等著名地区。由白局艺术的历史可知，南京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白局的兴起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共生互长。 　　( 二) 六合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