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争议的思考.docVIP

分析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争议的思考 　　 一、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引发伦理争议 2015年4月18日，中山大学黄军就课题组运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英文学术期刊《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amp;Cell)发表后，立即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的热烈讨论。 　　2015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美国医学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在美国华盛顿联合召开了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就如何让基因编辑技术在现代技术伦理规范框架内应用，以及进一步开展此类研究应具备的伦理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修饰人类胚胎基因方面存在着技术不成熟以及具有不确定性的技术风险，大会一致认为“利用CRISPR技术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修饰，在临床上使用是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的举动”。 　　然而，各国科学家对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的看法并不一致，赞成者有，反对的也不乏其人，由此拉开了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的伦理争议大幕。 　　1.主要观点黄军就课题组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研究过程符合技术伦理的规定，选用的胚胎是无法继续发育的三原核合子胚胎。但是后续将会有更多的研究小组尝试运用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从争议来看，人类基因国际编辑峰会的12位组委会成员代表了与会大多数科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观点。他们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可控、有限范围内的应用是支持的，但不是无条件的;他们赞成开展基础研究，认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可以在技术伦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 　　另一部分科学家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系的应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Daniel　Kevles认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和消费者对基因增强的需求可能会使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陷入危险的境地。持反对意见的还有曼彻斯特大学的哲学家JohnHarris，他认为没有比生殖系更神圣的了，所有的辅助生殖都将影响下一代，性也能发明，是绝不会允许的，这太危险了。从长远来看，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在临床实践的应用，是早晚的事情，若对此放之任之，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并非杞人忧天。 　　2.争议原因引发争议的原因在于： 　　(1)专业背景的差异。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之所以在生殖系方面引发争议，在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对该技术应用的看法持有不同的视角，反对者大多是哲学家、伦理学家及历史学家等人文学者，他们从人文的视角出发，更多地揭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可能对人格尊严、人性尊重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因素。而对该技术应用持乐观态度的大多是专业领域的科学家，他们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更多关注基因编辑技术在消除人类遗传疾病方面的重要性。 　　(2)基因编辑技术价值分裂。所谓技术价值分裂，是指技术应用的两面性，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既可以给人类遗传疾病的治疗带来诱人前景，也可以灭绝某类群体。 　　 二、基因编辑技术的责任伦理反思 责任伦理思想是德国技术伦理学家汉斯·尤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其基本伦理思想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要考虑到承担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续的义务。”其否定形式的表达是：“你的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汉斯·尤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关注的伦理关系不再是传统技术伦理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着眼点是人类生命的可持续性和人类的未来，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的技术责任伦理观。 　　1.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缺乏明确的责任伦理主体。当前针对现代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未来的影响提出的责任伦理观，对技术的责任伦理主体的界定过于宽泛，在实践上会导致责任伦理主体的缺失。针对技术责任伦理主体，有的学者把基因技术共同体作为责任伦理主体，包括参与基因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如基因技术的设计者及实践者等;基因技术应用的实践人员，如基因治疗中的医务人员等;与基因技术应用相关的技术管理者，如与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联的专业管理人员等。 　　把基因技术共同体作为责任伦理主体的问题在于，基因技术伦理主体履行责任主要靠研究者的伦理觉悟和自觉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研究机构，但是从以往的技术伦理争议来看，从来都不缺乏伦理主体，缺乏的是伦理责任主体没有自觉地履行责任，虽然有相关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却是一个被动的伦理审查机构，只有项目研究者主动申请，项目才能得到伦理审查，而更多研究项目根本就不申请，或者是有意隐瞒、不地道地开展，如2012年发生在我国湖南省某镇对小学生进行转基因研究的”黄金大米事件”，就说明了伦理审查机构的失职。黄军就课题组迈出了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