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着肚子出口粮食”和纳税重负作为传统史学的“神话”.docVIP

“饿着肚子出口粮食”和纳税重负作为传统史学的“神话” 　　众所周知，俄国传统史学著作的主要“真理”之一是俄国“饿着肚子出口粮食”的观点，即认为粮食出口是以农民的营养不良为代价的。笔者在专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俄市场和铁路统计》一书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口的粮食主要是新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草原地带7个省份专门为出口种植的小麦和大麦，占粮食出口总量的60%～72%;出口粮食运输量增加的80%也来自这7个省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粮食作物的收成和出口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表明，黑麦、燕麦、小麦和大麦的收成产量持续增长，但除大麦外，所有主要粮食作物的出口量占收成量的份额都有所下降，而且，有些作物出口的绝对数量也减少了。只有大麦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在1911～1913年超过了小麦。根据主要粮食作物收成、出口和运输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主要粮食作物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国外市场的作用随之逐渐降低;其次，俄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真理”之一-“饿着肚子出口粮食”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我们比较粮食出口值和酒收入，则明显体现出“饿着肚子出口粮食”观点的“神话”性质。 　　1899年以前，酒收入占粮食出口值的 80%～95% ，而1899年后，只有在大丰收的1909年和1910年，粮食出口值才略高于酒收入。1894～1913年，酒收入(不包括国外进口酒)的年均增长值是粮食出口值的1.7倍(3514.1万卢布对2094万卢布)。由此可见，“饿着肚子出口粮食”是政论文中的偏激观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对这一说法的宣传是革命前反对派的政治公关行为。以往传统史学经常提及沙皇俄国的饥荒，但视而不见国家的粮食制度、粮食立法在欠收年份对国民饮食的保障。这种忽略是有意的，是为了宣传上的便利---一个使自己居民处于贫困境地的反人民的国家政府不可能关心人民的饮食。然而，沙皇政府为进行粮食援助曾拨款数亿卢布，有时拨款数额甚至与帝国的国防预算相当，如1891～1892年。笔者在这里不详述细节，只是想提醒读者，如果不考虑粮食援助现象，那么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改革后的俄国。俄国传统史学的另一个主要“真理”是，农民承担的直接税和赎金过多，是导致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他们通常使用两个论据，一个是农民的欠缴税款不断增加，另一个是所谓的秋天农民为纳税被迫销售粮食，然后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粮食。我们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1855年以后，沙皇政府的税收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直接税在预算中的作用下降，重心转移到间接税，有产阶级的税收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三世减少了赎金，然后又取消了人头税。政府还多次取消了数千万卢布的赎金债务和粮食贷款债务。这一切整体上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纳税负担。然而，反对派有意曲解这些事实，压低甚至忽略其意义。如在勃罗克加乌兹和叶夫隆的著名词典中指出：“农民的高额赋税和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欠缴税款不断增加……尽管赋税降低，但欠缴税款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近十年间，这有力地证明了居民难以承受其背负的捐税负担…… 1897年，欠缴税款总额为1.052亿卢布。”但是，有关税收问题，Н.К.勃尔热斯基反对把欠缴税款作为农民纳税负担过重的证据。政府征税数额减少，而欠缴税款的数额持续增加，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Н.К.勃尔热斯基对这一现象作了完全另外一种解释。他写道，观察1861～1896年每五年间国家税收状况的发展趋势，看到的是农民的债务持续增长。如果把农民欠缴税款的不断增加看作是人民福利状况不断下降的表现，那么会得出一个相当意外的结论，似乎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降低赎金、取消人头税和盐税，1880年和1883年宣言免除农民拖欠的数千万税款(超过4700万卢布)，这些慈善性的措施反而“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因为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交付税款的情况比“赋税繁重时期”更为糟糕。显然，农民拖欠税款的增加与他们所持的经济条件无关，也与他们承担的赋税多少无关，他们“现在的纳税负担绝对不比农奴制时期更为繁重，而当时的欠缴税款仅占税额的2%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拖欠税款反映了农民经济疲软的事实。但是，Н.К.勃尔热斯基认为，大多数时候农民欠缴税款另有原因。应该存在“某种共同的因素”，导致随着农业改革的进行欠缴税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有关农村纳税事务开展、追缴欠款的条件和程序等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这是指1861年2月19日实行的调节农村活动和农村税收管理人员的法律，建立在连环保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在改革后村社发展的具体条件下这个制度有缺陷，勤奋的劳动者往往不得不为流浪汉和酒鬼支付税款。可惜，在1861年，改革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