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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陶”现象的发展以及与儒道的关系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高洁的人格和平淡自然的诗风对中国后世的文人和文学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其诗文却并不受时人的重视。直到唐代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经由一大批“崇陶”文人的极力推崇之后，陶渊明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在整个“崇陶”现象中，崇陶者们受出世的道家文化自由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从自身现实处境出发，对陶渊明的隐逸行为进行了适度的改造和阐释，并呈现出儒与道两种思想并行不悖的局面。儒道思想的互补在整个文人“崇陶”现象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一、“崇陶”现象的产生及发展流变 　　陶渊明及以其为代表的田园诗，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将时间回溯至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便可发现，其诗歌并不受时人重视。直至唐宋以后，陶诗的价值才逐渐被人发现，并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经由以苏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大家的极力推崇之后，陶诗才得以真正地迈入了顶级诗歌殿堂之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崇陶现象渐露端倪，成为了中国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 　　在陶渊明所生活的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大行其道，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是当时诗歌的主流，像许询、孙淖等玄言诗人是当时的文坛翘楚。相比之卜，陶渊明及其田园诗在当时则影响甚微。陶渊明死后，其好友，也是当时著名文人颜延之为其写的《陶征士诛并序》一文中将其称作“南岳之幽居者”，对其诗文仅作了“文取指达”四字的简单评述。沈约将陶渊明写入《宋书·隐逸传》，但对其诗文并无评价。从钟嵘开始，陶渊明的文学身份渐渐开始得到承认。他在《诗品》中开始关注到陶渊明的诗歌，并评价其诗歌“笃意真占，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风华清糜，岂只田野语耶!”并称其为“占今诗人隐逸之宗”。梁武帝萧统可谓是陶渊明诗文的第一个真正的知音。他曾在《陶渊明集序》中写道:“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在寄酒为迹也……其文不群，词彩精拔……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旷一远且真……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并将陶诗八首选入其所编的《文选》之中。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虽然已经对陶渊明诗文的特色有了一种感性而朦胧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对陶渊明高尚人格的钦佩而作出的一种道德评判与价值取舍，而并非从陶渊明诗文木身的价值出发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从唐代开始，陶诗的价值真正得以发现。盛唐时期的大诗人工维，可以算作是崇陶的第一个典范。晚年的工维放弃优握的生活环境，转而追求“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的淡薄人生，并身体力行，效法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隐居终南山。王维带着“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的放浪情怀，用实际行动体察陶渊明隐逸的乐趣。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也是陶渊明难得的一个知音。他在到访陶渊明旧居的时候曾作卜《访陶公旧宅》，其诗云:“不慕蹲前酒，不慕琴无弦。幕君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白居易还作了“仿陶诗”十六首，与陶诗相唱和。白诗不仅从内容上对陶诗进行复刻，而且，在诗歌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进行了一番模拟的尝试。白诗所表现出的语言浅白通俗、风格质朴自然等特点，正是深受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所影响的结果。总之，唐代诸多著名文人对陶渊明表现出了极力的认同之后，陶渊明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陶诗中所蕴含的巨大审美价值也渐渐被挖掘了出来，为之后宋元时期的“崇陶”现象步入顶峰埋卜伏笔。 　　宋代文人是把陶渊明从一个平儿的隐逸者和田园诗人推上中国诗歌文学顶峰的策动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不仅使得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得田园诗这道独特靓丽的风景成功地屹立于璀璨的诗歌圣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崇陶运动中，苏轼是贡献最为杰出的一位。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失意的他对陶渊明的人格和品行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又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一文中说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写道:“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他更是在《与苏辙书》中对陶渊明其人和其诗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言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等人，皆不能及。”这种前无占人的评价，将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歌的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苏轼也凭其诗文的影响力，使得其对陶诗的评价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苏轼对陶诗的评价仍旧带有明显的道德情感因素的，陶渊明俨然成为了苏轼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对执着人生理想的追求的一个符号，但是，苏轼在经由道德情感膜拜的引入后，发现了陶诗的独特审美价值，而非仅仅停留在对陶渊明隐逸人格的赞赏与倾慕上，这是苏轼与前代崇陶者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