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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士的思想世界（下） 陈引驰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二、从玄学到佛学 （一）士人和佛教的接触 然后下面我想讲的是，再往下是玄学到佛学的变化，从经学到玄学，玄学里加了很多老庄的成分，最后是佛学的起来。佛学起来的状况，真正佛学的进入，佛教传入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现在一般讲汉代，两汉之际，到底是东汉还是西汉就有了，秦汉传入是不太可能的，这是误读文献的结果，基本是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真正对于文人、文士、士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思想造成影响，其实很晚。现在基本的文献可以看到，从佛教史学者的研究也可以看到，真正这些佛教的思想进入这些士人的内心世界，对他们发生影响基本在东晋以后，进士东渡以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世说新语》一开始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底下四类弟子的分类。《文学》那篇读下来就很清楚，里面涉及到佛学的部分，所有那些士大夫跟佛学相关的，绝大部分全部都发生在东晋以后，在早先是很少的。所以，现在有的人认为王弼的玄学思想有佛教的痕迹影响，他们也写了文章来讲，以我的理解，我是不相信的，我相信是到东晋以后，当时北方五胡乱华，五胡大乱过来后，在南方，在东晋，士大夫和佛教才开始有比较密切的接触。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接触的状况，佛教虽然原来在印度非常地发达，曾经很有影响，传入中国以后也有很多的信众，但是对于士人而言，中国士人有一个很深厚的传统，儒、道都是在先秦，真正讲是本土的，现在讲中国三大教：儒、道、佛，佛很了不起，佛完全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到中国，他人的传统变成了自己的传统，当然也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还是我们的支柱，我们很严肃地讲这个问题，古今都可理解，但最初的时候儒家和道教都是本土的，中国士人有儒的思想，有道的思想，当他面对佛教时，他一开始是是拒斥的，所以它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与内心，所以，一开始的材料，他们怎么接触佛教？看《世说新语》，所有的接触都是和尚、僧人去巴结士大夫的，这有很多，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一开始把头剃掉，穿和尚的衣服，适合中国，后来发现中国人对和尚不怎么样，又穿起儒服，他要跟中国士大夫交往，他要传教，他要推的时候，一开始是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等于奉献，把他的东西推销给你，他处于一个弱位，弱势，下位，奉献的。 最典型的，东晋时期非常有名的和尚，东晋的时间很短，一百年不到，在南方，后来就算了，当时两个很有名的和尚，今天知道最多的，在《世说新语》出现得最多的两个和尚，前期的一个叫支遁，支道林，支持的“支”，最初姓支的人都是月支人，不是汉人，是中亚的月支人，后来当然不一定的，后来扔了这个以后就不是的，反正你师傅姓什么就姓什么，师傅姓支你就姓支，师傅姓释就姓释，所以一开始支遁，支道林的“支”，道德的“道”，遁是逃遁的“遁”，遁走的“遁”，也叫支道林，道德的“道”，树林的“林”，这是很有名的，他跟当时很多的名士都有关系，与谢安、王羲之间有关系，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当时在南方的首都建康（现今南京），他在南京和会稽（现今绍兴）之间游走。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后来的慧远，他在庐山，他影响非常大。所以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支遁，一开始他要推销他的佛教，他就要跟士人去接触，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见王羲之，是王家是一个大族，他底下一大帮人，儿子就有好几个，他就去见王羲之，见王羲之的时候，《世说新语》里记载，第一次在一个场合，两个人见面，他要去跟王羲之搭讪，王羲之不理他，端着架子不理他，所以他根本就不成功，后来专门有一次去拜访他，正值王羲之穿着衣服出门，要上车，支遁没办法去拉着他说我跟你聊一聊，我跟你谈一谈，谈什么？说我跟你谈谈庄子，谈谈逍遥游，所以他一讲就谈逍遥游，一谈谈了几百句，滔滔不绝讲下去，王羲之一听，这有意思，因为对庄子“逍遥”的解释上，支遁也是一家，他现在留了一段话，那段话现在在《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里保存着，有很多学者研究，我这里具体就不讲了，他讲了一段话，《世说新语》里记载王羲之是披襟解带，原来他穿上衣服上车要走了，我站起来，西装、钮扣要扣起来往外走了，他一听，讲得高兴的，就把扣子解开了，披襟解带，就解开，就停下来，坐下来，我们再聊聊，听他讲。虽然是和尚去求士大夫，去主动靠拢士大夫，但他一开始讲的话题是玄学，他跟你讲老庄，讲佛经的话，王羲之都不会听，后来王羲之也听进去了，王羲之对佛教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慢慢到了后来，士大夫开始读佛经，当时文献记载里，真正下苦功读佛经的，基本都是东晋人。早期是绝无仅有，很少有士人、氏族来读佛经的。当时有一个人叫殷浩，他也很厉害，他在读小品经，小品般若经，他下了很多签，《世说新语》里讲的是一百签还是两百签，下了好多签，他不懂的地方就下插一个，这些地方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要讨论的，他有很多疑问，这是真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