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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新模式：以写带读，以写促读，读写结合 广州市第三中学??? 何晓敏 【摘要】“阅读本位”、“以读带写”、“以读促写”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常规思维，“写作本位”、“以写带读”、“以写促读”更符合我国知识经济时代的言语需求，是当代语文教育应该遵循的教学原则。就阅读和写作的关系而言，阅读最终指向写作，写作才是阅读的最终目的。总之，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才是关键，而活动型写作无疑是践行“以写带读”新理念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阅读本位?写作本位?以写带读?以写促读?读写结合?活动型写作 一、理论支持：从“阅读本位”到“写作本位” 中国语文教育走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亟待一次全新的革命性转型。 回溯百年语文教育史，实用主义教育家叶圣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为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规范的最终确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叶圣陶针对上世纪初广大的普通民众，提出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即“应需论”、“应付生活论”和“工具论”。“这是现代语文教育的核心范式，集中体现了叶圣陶语文教育的理想。现代语文教育范式，是指在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程中，相对稳定的、曾得到较为广泛认同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实践中，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语文教育范式。”[1]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一语文教育规范虽然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但总的来说，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针对语文的实用性功能，叶圣陶曾明确表达过他的看法：“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现代公民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只是个人，同时也影响到社会。”[2]由此可见，他认为语文教育是为了“应用”，即“应需”、“应付生活”，而不是为了“应试”。这一见解可谓切中语文教育的要害，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主张仅仅停留在语文教育的观念上，在教学实践中基本还是以“应试”为目的。我们所熟知的叶圣陶的“工具论”，实际上就是“应需论”、“应付生活论”的集中体现。他认为：“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3]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在这四种能力中，尤以读、写能力为重。“学习国文，事项只有两种，阅读与写作。”[4]从清末民初开始，语文教学便侧重于阅读，而写作水平往往又成为考察学生语文能力的标尺。针对这种“重写”倾向，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阐明了阅读与写作的相互关系：“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5]由此可见，他认为，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写作的“根”在阅读，写作的基础是阅读。至此，以阅读为本位的现代语文教学模式在理论上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叶圣陶还认为，阅读本身就是目的：“培养和提高学生读的能力，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并不就是为了写文章。”[6]他的这一论断，进一步强化了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从上世纪迄今的语文课程，表面上似乎在追求读写并重，而实际上是在反对从清末明初就开始出现的“重写”倾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此，语文教学逐渐从“重写作”向“重阅读”倾斜。的确，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但是，写作的基础不完全是阅读。当阅读教学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为读而读”的倾向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讲读教学便堂而皇之地充斥着语文课堂，“完全败坏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心情和阅读心理，溺毙了他们的语文兴趣和期待，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言语感觉和信念。”[7]恐怕这种阅读和写作两败俱伤的局面是叶圣陶始料未及的。 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曾提出过“写作重于讲读”的观念。他认为，写作能力的培养比阅读能力的培养更重要，写作教学比阅读教学更重要。在强调写作教学重要性的同时，他也谈到了写作和阅读教学的相互关系：“作文仍以讲读为基础，讲读教学若不改革，习作必受其影响”。[8]由此可见，他认为，写作离不开阅读，阅读促进写作。黎锦熙的“写作重于讲读”的观念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阅读本位”语文教学模式，开“写作本位”之先河，为我国现代语文教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可惜的是，他的这些颇有见地的观念只是镜中月、水中花，未能成为语文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语文教学错失改革良机，“阅读本位”、“以读带写”、“以读促写”成为现代语文教学的常规思维。 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阅读本位”语文教学模式在上世纪教学实践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长期实践的效果来看，这一模式已不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基本观念已远远落后于当代的学术发展，无法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