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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的《宝岛一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王伟忠《欢迎大家收看》 　　眷村滋养了王伟忠的灵魂，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一座一座眷村被打掉重建，永远消失于地表，包括王伟忠成长的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多年来他最大心愿就是要为眷村“干点活儿”，说故事、拍纪录片、写文章、演舞台剧、拍连续剧、发扬眷村菜……把他身为台湾第一名电视节目制作人的角色发挥到极致。 　　很多事同时在进行。两年多前，王伟忠开始很兴奋地逢人就说，“我要和赖声川合作舞台剧了，讲眷村故事”。这件事对他而言显然意义重大。 赖声川 　　为了让赖声川点头，王伟忠整整努力了两年。 　　“来，我说故事给你听，然后你把它们弄成舞台剧。”王伟忠这样对老朋友赖声川说。 　　赖声川开始听王伟忠说故事，一连听了二十几个故事后，他老老实实告诉王伟忠说不行。不行，二十几个精彩的故事不等于一出好戏：“你现在说的是连续剧，你自己去拍就好。戏，我一定要看到一个结构，知道该怎么组合，才能够做。” 　　赖声川不断拒绝，王伟忠锲而不舍，“为什么非做舞台剧不可？”最后赖声川逼问王伟忠。带着一种发自肺腑的诚心诚意，王伟忠用一句关键话打动了赖声川：“连续剧我也是要拍，但只有做成舞台剧才是永恒。” 　　这就是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舞台剧《宝岛一村》背后的故事。答应王伟忠后，赖声川动手编剧。创意的机制一旦启动，过程出乎意料顺利，他把二十几个故事浓缩成老赵、小朱、周宁三个家庭20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个性不同，命运不同，也各自负有独立的任务。他以慈悲心关照每一段令人伤心断肠的际遇，但或许是王伟忠的欢乐性格，赖声川将《宝岛一村》的基调架构在“悲苦中的欢笑”，“因为真的太苦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强调那个苦，反而必须让人笑”。 　　王伟忠读过剧本后大喜，一点意见也没有，“该有的都有了”。然后演员到位，这一群演员，屈中恒、万芳、那维勋、胡婷婷、冯翊纲、宋少卿……赖声川和王伟忠都认为，不只是一时之选，且是“华人社会中最强的一组团队”。 　　但年轻一代对这样一个讲眷村故事的戏作何反应？排演期间“表演工作坊”曾经找来两组人马对照，一组是台北艺术大学学生，他们的反应很正常，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一切皆如导演设定;不过淡江大学那一群学生就很不同了，一个学生带头问：“这出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们不太明白民国三十八年的事……”赖声川以为问题出在学生对民国三十八年的事只知其轮廓，不识细节。 　　“三十八年发生了什么事？”学生却回问得如此理直，如此气壮。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发生了什么事？60年之后，台湾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他们决定丢掉，不再承续这一段历史记忆了吗？完全不敢相信所闻所见的王伟忠只好咽下惊异和怒气，心平气和地，打了一个比方解释1949年：“就像你们今天来这里看戏，忽然发生了一个警报，然后你们再也不能离开这里……” 　　接下来的故事是，不能离开的人只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家，大家都想出去却出不去，这―群来自大江南北的人被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丢掷，圈在一起，彼此学习也相互取暖。春去秋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第二代出生成长，第三代开始报到。有一天，第一代人忽然发现，怎地就这样生了根，脚都拔不起来了。 《宝岛一村》剧照。 　　这个地方叫做眷村，一个从地理上来说在台湾岛之内。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住民的意识却漂流于台湾岛之外的聚落，因此形成了坚强的爱国、反共意识和特殊的“眷村文化”，也衍生了所谓的眷村文学、眷村电视电影，前者以朱天心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最负盛名，后者有李佑宁导演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竹篱笆外的春天》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使用不少眷村黑话;2005年梁修身拍摄的《再见，忠贞二村》剧集获得当年的电视全钟奖。 　　王伟忠在眷村长大，赖声川没有眷村经验，12岁才随着外交官父亲回到台湾，但因为是外省第二代，加上眷村朋友多，对眷村一点不陌生，他导演的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回头是彼岸》都有或鲜明或隐约的眷村背景。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眷村，通常是指台湾1949年起至1960年代，中国大陆各省的中华民国国军及其眷属，因为国共内战失利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徙至台湾后，政府机关为解决150万以上突然的人口激增带来的居住问题，开始兴建房舍或安排宿舍，将新住民依军种、职业、特性等，分别群聚于一定范围。” 　　眷村的房舍为何种模样？一开始非常困难，屋顶以稻草覆之，泥墙内的每户居住面积仅6～1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所以公共空间成了住民的活动场所，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一个人有没有眷村气味，眷村人都闻得出来。 　　在台湾政治逐渐走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对抗，非蓝即绿的过程中，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