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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当年，如何辱骂鲁迅？?今年是鲁迅去世80周年。《短史记》栏目将陆续推出专题，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本期聚焦：鲁迅和青年们的关系。郁达夫：鲁迅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在与攻击他的青年搏斗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1938年，好友郁达夫在香港《星岛周刊》刊文回忆鲁迅，其中写道：“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①鲁迅乐于提携青年，是出了名的。那么，为何又会有这么多青年攻击鲁迅，以至于其“全集的十分之六七”，都是与青年们“搏斗”的产物？左联成立前，青年们围攻鲁迅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狠，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郁达夫当然没有诬蔑青年的意思。事实上，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确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冯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会变革的落伍者；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耳目”，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这当中，要数郭沫若（小鲁迅十岁）骂得最狠。1928年夏，郭化名“杜荃”，刊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大扣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②这种攻击，直到1929年底才告终止。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指示吴黎平、潘汉年等人“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③潘汉年因曾参与攻击鲁迅，被鲁迅反讽为“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故找了未参与围攻鲁迅的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鲁迅出来做新成立的“左联”的盟主。郭沫若化名骂鲁迅的文章，看于创造社官方刊物《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左联前期，鲁迅作为盟主备受尊崇，但盟内青年们并不认同和服从他的意见做了左联的盟主，并不意味着鲁迅在思想上获得了盟内青年们的认同。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④所以呢，左联的行动，事实上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1930年4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盟主鲁迅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鲁迅是反对这种街头政治运动的，在他看来，上街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不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他曾援引过列宁的话为虎皮，主张真正的革命者应优先致力于风俗、习惯上的改革。⑤但他的话没有人听。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受着尊崇的主帅，只好对茅盾自嘲：“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开除出了左联。⑥左联后期，青年们的攻击，让鲁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灭之感1931年底，左联上街之风回落，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的批判。首当其冲被批的，是学者胡秋原提出来的“自由人”观点。胡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存在。鲁迅没有直接参与对“自由人”的批判（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艺观，文章《论“第三种人”》曾隐晦而尖锐地嘲讽了胡秋原）。只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恐吓胡秋原“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后，鲁迅公开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想要挽救该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冯雪峰当时正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鲁迅的文章，安抚了胡秋原，却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鲁迅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号召革命的诗人不要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