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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 感受科学 寿天德 《生理科学进展》的唐朝枢先生邀请我写一个刊头文章，深感荣幸。回首科研历程，颇多感慨！由于我37岁前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频繁政治运动时期，37岁以后才逢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平生没有在生理学领域做出重要建树，只是尽力在视觉神经生理学的科研和教学上做了一些工作而已。作为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生理学家”，谈点自己经历、经验和体会，希冀对年轻一代生理学者有所帮助。 五十年代————战乱后的和平岁月 我出生在抗日烽火中的大后方——西安。日军飞机每天数次的狂轰滥炸，在做医生的父亲用鼻饲和人工呼吸进行连日救助以及在母亲和外婆怀中的体温维持下，早产两个月、总重不足5市斤的我和孪生弟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我家南迁上海。解放后不到一年，又遇到震惊全国的“二·六轰炸”，舟山起飞的国民党军机的几颗炸弹落在我家附近，被炸的肢体残片飞入室内，我们全家也差点遇害！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建国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廉洁奉公，国家安定，经济建设蒸蒸日上。饱受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的父母对新中国充满希望，打心底里是拥护共产党的。在他们这种出自内心的爱国之情的熏陶下，我们子女心目中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我和孪生弟弟考上了一所师资水平很高的、刚从私立教会学校改为公立的中学，其学费只有前身私立学校的十分之一! 我父母亲节衣缩食，加之当时高等教育完全免费，才将六个子女中的五个送入大学，成长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培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五十年代，我国中学阶段的六年是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下度过的。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又是学校优秀的田径运动员，跨低栏、中栏和高栏，参加过上海市、区级运动会。体育增强锻炼了我的毅力和体格。受画家大哥的影响，我也热爱美术，并担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长期负责组稿、编辑、出版每周一期的黑板报。这些不仅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使我得益匪浅。学生阶段的多种课外的社会工作实践，锻炼了自己的文字写作、与人沟通和组织能力，这些都不是在课堂里所能够学到的。记得当年采用的是前苏联中学教材，其中有一门机械制图课程，正是这半年的制图课，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在后来的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建设、实验装置的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那个年代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初三开始，每年都有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和下厂学工活动的任务。在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更是没日每夜地参加“大炼钢铁”运动。这些过多的劳动，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影响了我们业务学习，但却也增进了我们对生产实践和劳动人民疾苦的了解；长期、艰苦的劳动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体力。 扎实的基础课功底是科研工作的必要条件 1959年我高中毕业，考入了刚成立一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这是一所中国科学院创办的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新型大学。 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指导下，强调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我所在的系主任是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院士。贝先生高瞻远瞩地认为，发展现代生命科学必须培养具有坚实的数理和工程基础的复合性科学人才。因此，生物物理系的五年制教学计划中，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电子学，占有极大比例，而生物学科和专业课只占不到30%的比例。最后整个一个学年的时间（大五）让全体学生到生物物理所做毕业论文，让学生早期就可以参加科学研究,得到系统的训练。当时这样的培养目标被称为“四不象”人才，虽然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却正代表了前沿科学所需要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该系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培养的不到300名毕业生中，就涌现了包括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许多科学家。实践证明此系的培养目标和计划是成功的。 当年我们的学习是很紧张的，我经常要开夜车才能够完成大量的数、理、化作业和实验报告，记得为了周末是否看一场电影，我都要犹豫一番！尽管如此，我在生物物理系的五年，收益匪浅。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不算名列前茅，但我的确实实在在地学到了各门课程的精髓，特别是大量的实验课程（除数学、外语、体育外，几乎所有课程均有实验课），使我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日常生活、科学实践联系起来，努力做到“理实交融”。重、紧、深的数理化课程和作业花了我们大量时间，曾使我迷茫不已，直到后来学了生理学、生物化学及各门专业课时，看到生命过程同样遵循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定律，才使我体会到数理基础在前沿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研究毕业论文阶段，我在生物物理所内受到了完整的训练，经历了实验生物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我和陈润生同学合作完成了《电离辐射对胰蛋白酶的辐射效应》的毕业论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