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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军事技术中战争工具与战略符号的认识 一、战争工具向战略符号的转变：核武器的出现 就目前来看，一项军事技术要上升为战略符号，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从战场实践看，该技术的物化实体或其对抗技术的物化实体已在作战中初露锋芒，并对世人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坠落在广岛、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战败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结束。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这次爆炸引发的各种战争后遗症的报道屡见报端。原子弹的毁伤效果，让全世界尤其是军界看到了隐藏在其后的核技术的威力。二战后期，由于技术故障频发对制空权的不利影响，轰炸机在激烈的诟病中几近告别军事舞台。原子弹的爆炸瞬间改变了轰炸机的命运。由于早期的原子弹必须由轰炸机携带，因此，无论轰炸机发生故障导致不能及时起飞、降落的概率有多大，只要有一次成功的投送，就可以将敌方的所有攻防毁于一旦。核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抛却以往困扰战争进行的战术、战役因素，完全有能力左右一场战争的输赢。并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就可以用以指导战争、维护和平。 从战争模拟看，对该技术物化实体的全面应用将造成可以预见的不可控后果。核武器之前的各种武器，严格恪守着攻防均衡的战争逻辑，相应的防御武器足以有效抵御或降低进攻带来的毁伤，将战场破坏程度降至最低。此外，由于武器的破坏力有限，战争结果大致可控。核武器则不同。“不诉诸核战争是由核破坏程度可确定、确实可计量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工程科技论文发表---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发生但难定的破坏程度所决定。”核武器的破坏力彻底突破了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达到了物理战的极限，在其面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绝对安全的防御。核武器的战术效果远比其他武器的战术效果更能确定的是，人类将无法控制核战争的不良影响。核辐射带给日本民众的持续伤害以及带给地球环境的严重污染，也许只有靠岁月去缓解。 从技术前景看，该技术应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成长余地。希腊火的失传，根源于两个原因：第一，缺乏持续旺盛的生命力。成功的技术研发断绝了其进一步革新的空间，技术本身“江郎才尽”。第二，未与民用领域结合，民用价值低。作为一种纯粹的战术武器，在和平年代，希腊火既无实战价值，又无改进必要，被束之高阁，在所难免。而军事技术要体现战略内涵，就永远不能被束之高阁。核技术先以曼哈顿工程起步，享有极高的“力量增值”，后在美苏争霸中扮演关键角色，对原有的“力量均势”造成重要影响，由此在全球军事领域内掀起巨大的防御性和竞争性的反应，再次推进了其技术体系的完备。同时，为了能让相关核技术披着合理合法的外衣继续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不断为其开辟民用市场，寻找与前沿科技的结合点，使其蕴含并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方向。核技术在军事、经济乃至国际政治领域的渗透，拓展了其战略空间。 军事技术作为一种作战工具，能够获得政治的首肯，成为政治的代言人，有着深刻的理由。 一方面，是对核技术引发的战争困境采取的无奈之举。 1．战争目的与战争行为的互克。战争的基本目的是保存自己，而核武器的出现，让“保存自己”变得难上加难。美国的核垄断的交椅尚未坐稳，前苏联就宣布掌握了核武器，紧接着，核扩散一度成为不可遏制的毒雾。对拥有核技术的作战双方而言，任何一方都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核弹的破坏力无论从范围上还是时效上都突破了物理战的极限，只要有一丝防御的漏洞，漏网的核弹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恶果。也正因如此，核打击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才体现出（工程科技论文发表---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一定的自我抑制性。相较于基本目的，战争的高级目的则更与核战争行为背道而驰。战争的高级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目的的达成不是基于对敌方的恐惧，而是基于对“正义之师”的心悦诚服。核战争将人逼到绝境的边缘，非但不能让受害方产生臣服或敬仰之情，更能激起包括旁观者在内的全世界公众的愤怒与怜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暗含并激发更大的危机。 2．政治目标对物理思维的背离。在漫长的物理战年代，人类的作战思维受到科技赋予的机械思维方法的影响，逐求战场的胜利，以战绩书写历史。二战结束以后，经济腾飞与军转民的加快，缩小了国与国的距离，加强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际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更为频繁。新的作战样式被开发出来，各种各样的文化战、经济战在冷战的核门槛之下以暗战的形式展开。传统意义上的战场与后方的概念已融为一体，一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不再以战场的即时输赢而定，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一定必须用武力手段以流血的方式予以解决。换言之，物理战的线性思维已无法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政治目标的多元化已经与“一切谋打赢”的战争观念发生了背离。 3．战争手段和战争伦理的对立。“人们之所以生产使用技术，就是为了利用技术达到自己无法实现的目的，而这种主观意愿在制造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