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外婚制下娘与家出嫁女关系问题的再认识.docVIP

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杨华 摘 要：针对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的关系，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路径，一种是宗族模式的分析路径，认为姻亲关系从属于宗亲关系，出嫁女与娘家没有关系或存在弱关系；另一种是实践主义的分析路径，认为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并不是如宗族模式说的那样僵化，而是具有建构性特点，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分割了宗亲关系。本文从出嫁女归属的角度，认为在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的关系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层面，而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娘家是出嫁女归属于夫姓家庭、家族和村落的坚强后盾，娘家针对女儿及其婆家的一系列行为，诸如督促和支持女儿归属于婆家，敦促婆家接纳女儿，无疑都是为了女儿更好地在婆家立足，更好地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从出嫁女归属的角度，去探讨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妇女与娘家、夫姓家族和夫姓村落的关系状态，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外婚制；娘家；出嫁女；归属 前 言 学界对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问题的理解，嵌入到对姻亲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 一种是宗族模式的分析路径。它将姻亲关系作为相对于父系继嗣关系的“副关系”来分析，主要关注它与父系集团和父系原则的关系（李霞，2005）。该研究倾向于认为，姻亲关系对父系原则具有潜在的冲突。弗里德曼（1989）认为，婚礼这一仪式表明新娘的身体、生育力、家务服务向丈夫家庭的转移，她从此在财产关系和法律意义上都与娘家没有关系，而且娘家就丧失了对她的大部分权力，她如果成为寡妇，她的再嫁也由婆家决定。 但一些学者通过观察农村亲属制度的实践而非制度层面，从而对弗里德曼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可概括为实践主义的路径。植野弘子（2000）认为，出嫁女这种向丈夫宗族的转化与同化并不完全，即使在作为象征转换结束的婚礼上，一些礼仪也仍然标志着新娘与其出身家族继续联系的纽带。Ahern（1974）发现，娘家对出嫁女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一些仪式上得到象征性的表现，譬如娘家在女儿夫姓宗族的一些礼仪场合具有较高的地位，在妇女做寿和她的葬礼上娘家人的尊贵地位更是体现了娘家的权力。 朱爱岚（Judd，1989）通过论述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认为情感因素对于“娘家”而言，较成员资格和财产更为重要。古迪（Good，1990）认为，对出嫁女来说，亲属制度并不完全是父系的，不能忽略妇女与娘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力量。李霞（2005）则干脆认定娘家是出嫁女建构小家庭不可或缺的可利用的关系资源。刁统菊（2007）认为姻亲关系是对婆家、夫姓家族的离心力。阎云翔（2006）发现，农村家庭分家之后，姻亲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甚至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重要。李银河（2009：135）也注意到，由于男权制残留的结果，仍有六成以上的农民认为宗亲关系重于姻亲关系，但出嫁女与娘家的联系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 实践主义分析路径看到了出嫁女与娘家关系在实践和行动中的复杂性、灵活性，以及它与制度层面表达的不一致性；却未能揭示出这种关系特性背后的动力因素，即出嫁女的归属。 根据笔者在湘南传统村落调查的经验，女儿出嫁之后，跟娘家的关系在制度层面是亲戚与亲戚的关系，在生活层面则因为情感的联系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出嫁女如何把捏与娘家、婆家的关系及各自的轻重，以完成自己对夫姓家族与村落的归属；同时，出嫁女在归属婆家的过程中，娘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文章要考察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在传统外婚制下，娘家在处理与出嫁女的关系上，并不是被动的，而存在积极主动的层面，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娘家是出嫁女归属婆家的坚强后盾，娘家针对女儿及其婆家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诸如督促和支持女儿归属婆家，敦促婆家接纳女儿，无疑都是为了女儿更好地在婆家立足，更好地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 本文基于2006年7—8月和2009年4—6月对湘南地区两次参与式调查的材料写作而成。湘南位于南岭山脉的湘赣粤交界处，自然条件封闭，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家族社会结构（杨华，2010）。我主要调查的村落是水村，同时还走访了该区域内其他村落，总计访谈60名16岁至89岁的妇女，20名18岁至85岁的男子。水村地处湘南最南部，地势较低，共有338户，1760人口，户均5.2人，辖12个组，分布在8个自然湾，其中5个自然湾为杨姓村民居住，其余皆为曾姓自然湾。杨姓与曾姓人口对半，两个姓氏即为两大宗族，自古有通婚和竞争的习俗。 一、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的制度规定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叙述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一个是娘家如何对待出嫁女，二个是出嫁女如何看待和体验与娘家的关系。 妇女在婚姻仪式中，已完成了在身份与角色上对娘家“外部化”，脱卸娘家色彩进入婆家，便因此携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