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docVIP

从中国稳定发展的角度审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李文[*]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的困难局面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国际关系和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深刻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性。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方依然需要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尽量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一 近一个时期以来，受日本国民对华印象的改变、极右势力的猖獗、政治家急于为日本谋求新的出路和中日在亚太地区竞争关系的形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在历史认识、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问题上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而若考察上述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于其中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是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深层原因。[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成长。1995年《读卖新闻》亚洲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变化中的中国非常关注，其中，关注急速经济增长的占43.7%。1997年，自民党在其关于亚太地区的第一个长期外交政策的纲领中预测，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超过日本。[2]战后经济重新崛起带来的对华优越感开始消失，历史上形成的对华自卑感开始复苏，在两种情感消长交织与纠缠中，一种新的情绪即厌华情绪悄然而生。 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对于中国由于取得某种经济优势而超过日本的忧虑，因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爆发、其经济问题开始出现而增强了。” [3]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民众心头布满阴霾，“社会上普遍出现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单纯的愤怒”，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为右翼势力的猖獗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一直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对华战争有理论，对中国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则明显成为这些人的一块心病。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如石原慎太朗、中岛岭雄等人主张把中国分裂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内心世界造成打击和带来的恐惧、空虚是何等巨大！ 战后，日本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政治、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不能名正言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力量。从而，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就多有人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泡沫经济时代，有关日本“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小脑袋恐龙”，“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说法十分流行。冷战时期，在美国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发展经济曾是日本的最佳选择。冷战的结束，增大了日本的活动空间，日本开始不满足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图谋“晋升”政治大国。其间，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给日本一些政治家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危机感。为使日本避免衰落，不成为第二个大不列颠，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政治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迫切、甚至不惜伤害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意孤行地加快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脚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影响了日本对美关系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冷战结束的进程开始启动，日本经济的强势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美双边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和“敲打日本”的呼声和日本国内对美国说“不”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美同盟关系甚至出现了松动迹象。但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经济调整的完成，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惟一强权。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中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在经济低迷与在政治上一时还无法与中美抗衡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单干”的企图，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向美国靠拢的战略，“不仅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欲与美国平等、对美说‘不’的政策倾向开始弱化，而且一改以往美国‘敲打’下日本被动抵抗的姿态，转取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求得美国合作的新姿态。”[4]这种由被动依附美国、听从美国到企图与另起炉灶，再到主动追随美国，甚至要借助、利用和影响美国的显著变化，反映了日本正在“曲线救国”——借美国这条大船下海，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扩张自身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通过主动为美国在东亚承担其更多责任途径谋取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最终实现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峙和抗衡、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地区秩序。忍气吞声的“小儿子”要变成有所作为